高瞻远瞩者胜

近来读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托马斯·奥著的《价值的魔法——格雷厄姆和多德的现代投资法》，另一本是弗雷德里克·科布里克著的《大钱——挑选优秀成长股的7条法则》。两个作者的投资理念迥异，不过，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却让我强烈地认识到——只有高瞻远瞩才能在投资事业中取得佳绩，这是因为若非如此，你无法判断出一只股票的真正价值。

先来看科布里克，按书中的介绍，他是美国著名的成长股基金经理，他管理的“道富研究资本基金”曾被《今日美国》评为15年来最优秀的5只基金之一；科布里克“资本增值基金”则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牛市中最优秀的5只基金之一。与之相比，奥显得很平常，“一家大型的保险和健康服务供应商的副总裁和投资组合经理”而已。

不过，我好奇的是，科布里克的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牛市后业绩又如何？查中文网页没有什么结果，我托一位在美留学的朋友帮助查询，朋友的回复是：“Kobrick的mutual fund在2000年升幅超过80%，在02年底停止了运作。目前他主要在杂志上写文章，和给Boston Univ的学生讲课，我的推测是Tech bubble把他给消灭了。”这一答复和《大钱》书后对科布里克的介绍基本吻合，“科布里克是电视财经节目的常客，现在又以讲座等方式为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在波士顿大学兼职讲授投资管理，并任波士顿大学财务受托管理人。”

之所以对科布里克的业绩产生怀疑，是因为我发现他的投资理念有欠缺——目光还不够长远。平心而论，科布里克的成长股投资理论颇有独到之处，他的BASM选股模型[1]和7条法则[2]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巴菲特那样高瞻远瞩的境界。巴菲特的名言是，“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家股票10年，那就甚至不要考虑拥有它10分钟。”换言之，巴菲特的目光至少要看到10年以后，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投资高科技股票的原因，“我很崇拜安迪·格鲁夫和比尔·盖茨，我也希望能通过投资于他们将这种崇拜转化为行动。但当涉及微软和英特尔股票，我不知道10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

科布里克的眼光则只看三年，“我遵守了我的购买原则，并且以我看待任何一家新公司的方式衡量其市价，也就是预设[3]3年后的销售与收益。”科布里克使用的估值方法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你拥有真正卓越的公司的股票，我的建议是，对它们宽容点。即使它们的价格超过了其价值走向曲线，或者在短期内比它们同类公司的股价要高，也不要太快卖出。不过，要密切关注，并用多种方法评估它们。具体指标包括股价收益比率（市盈率）、每股市价与每股净资产比率（市净率）和公司市场公平价格对销售额比率（市售率）。

虽说是科布里克运用多种估值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估值，但显然无论是市盈率、市净率还是市售率，很少会有人计算其10年后的指标。

问题是，如果投资者不关注一家公司10年后会怎样，他就不可能判断出其股票的真正价值，科布里克也不例外。而如果在投资时不知道自己买的东西真正值多少钱，在我看来这蕴育着极大的风险，于是，“市场垮掉的时候，一切都失去了，我（科布里克）也同其他个人投资者和职业投资者一样，几乎每只股票都赔了钱。”

更大的问题是，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后，科布里克虽然作了反思，却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不足之处。

我东奔西走地约见公司管理层，试图判断出管理[4]是否兑现其许诺。然而与此同时，我没看见其他投资者。普通大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资者并没有践行投资原则，也没有理解他们所投资的公司。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只买进媒体炒作的最热的股票，恰恰就是通过超级橄榄球联赛的广告。然后他们读了更多让他们确信这是买入的大好时机的文章，甚至是在思科和其他股票已经下跌了的时候。他们读了，信了，热门股票也买了。很不幸，许多专业人士也是这么做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专业人士，但数量之多足以成气候。即使他们对技术知之甚少，他们也想要超常的表现。那时如果我意识到了这些，我一定能够对推动股价上涨的因素有更多的了解。这说不定也能让我相信狂热的情绪已经在产生影响，并让我确信我应该卖出很多股票。我确实知道狂热的下场。

从上面这段陈述中我们再次发现，尽管科布里克忙于和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见面，他却给不出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如果他了解股票的真正价值，又何必在意其他投资者的看法？如果即使是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候，他手中的股票也物有所值，那么纵然后来股价狂跌，一直持有下去也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因为市场先生终究会有一天认识到这些股票真正的价值。反过来，如果市场尚未狂热，手中的股票已然被高估，又何必埋怨其他投资者的狂热导致了泡沫的破裂使得自己遭受了损失？市场狂热对了解手中股票价值的投资者来说，正是卖出的大好时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市场先生才是。

与科布里克不同，托马斯·奥的视野极为开阔。《价值的魔法》最后一章题为《美国股市的世代轮回》，对美国股市的历史和未来作长达数十年的观察和预测，他还指出，巴菲特也做同样的事情。

巴菲特作了类似的观察，虽然他没有采用“世代”这一词汇。他1999年在《财富》杂志上表示，1964-1981年之间股市停滞不前（开始是874点，结束是875点）。此时正是沉默的一代主导社会。股市在1982-1999年间上涨，此时正是婴儿潮一代的中年时期。他发现股市周期有17年丰年（胖年）和17年灾年（瘦年）。这个观点借用了《圣经》中关于古埃及7年农业周期的说法。因此巴菲特先生预计2000-2017年也可能是灾年。他预计这段时期的总回报平均为6%（名义价值），如果假设通胀率为2%，则实际数字为4%。他还指出，如果他错了，那么实际数字可能更低，而不是更高。

巴菲特的预测很可能是非常准确的。1999年末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1469.25点，而2009年末仅为1115.10点，10年间还下跌了约四分之一，平均年涨幅为-2.72%。如果标普要达到2000-2016年17年间平均年涨幅6%的目标，则要在今后7年每年平均上涨19.83%，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奥则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巴菲特预想的还要糟糕，或许他是对的，但巴菲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对股市整体情况有罕见的洞察力，对具体上市公司的评判同样功力深厚。奥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富国银行的案例。

1990年秋季，奥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富国银行的股票。这个价格低于其账面价值，大约是1990年每股收益的5倍。几周后，伯克希尔公司也购买了这个银行的股票，这令奥感到振奋。然而，出于对富国银行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经济前景的担忧，奥在该股短期内爬升至55美元每股时卖掉了持有的该银行股票，而事实上，奥很清楚地知道，“富国银行的董事长是卡尔·理查特，他以在奢侈浪费行业大力削减成本而闻名于世。仅这个事实就保证了该银行的长期盈利前景比其他银行要光明。”

最终，奥总结道，“这个历程表明，我们在短期前景预测上是正确的，巴菲特却在长期上更加独树一帜，而最终这才是盈利的关键。”

《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将第一流的公司称之为“高瞻远瞩公司”，而不是“成功的”公司或“长盛不衰”公司，充分显示出在他心目中高瞻远瞩是何等的可贵。而从我们上面的论述来看，岂只是企业经营，投资同样需要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