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证券市场周刊》2009年第9期）

    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要通过学习成功投资者的经验来追求进步，不过，如果读书不思考，盲从于作者的只言片语而不是努力掌握其精髓，那就将事倍功半，甚至会适得其反。
    以巴菲特为例，他被人们认为是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的嫡传弟子，很多人认为他是在与查理·芒格结识后、受到芒格的影响后投资风格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菲特本人也曾这样说，“以一般的价格买入一家不同寻常的公司，比以不同寻常的价格买入一家一般的公司要好得多。查理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我是个动作缓慢的学生。”
    这很容易让人们误认为巴菲特此前一直是忠实地按格雷厄姆的教导来投资，其实并非如此。相信很多读者近来都读了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很早就不盲从任何人（包括格雷厄姆），显示出了青出于蓝的姿态。
    在尚未正式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时，巴菲特于1950年平生第一次买入了GEICO的股票，而“按照GEICO当时的价格，这是一笔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会同意的投资。”
    在已经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但尚未为格雷厄姆工作时，巴菲特在1951年借钱买入股票，尽管“格雷厄姆一如既往地认为这个市场上的价位太高了。”巴菲特的父亲也持悲观态度，然而，“他仍然做出了挑战两位权威人士的决定。”
    在为格雷厄姆工作时，巴菲特曾负责一起对象为巧克力制造商洛克伍德公司的交易。按格雷厄姆的一贯思路，这是一笔很简单的套利交易，然而巴菲特经过深思熟虑后却决定承担更大的风险持有洛克伍德的股票。最终的结果是，“如果参加套利交易，沃伦的222股洛克伍德股票只能为他赚444美元，而现在，他经过计算的下注为他赢了一大笔钱——大约13000美元。”
    菲利普·费雪的名著《怎样选择成长股》写于1957年，巴菲特在看完这本书后便去找费雪请教。不过，对于定量决策和定性决策的优劣，巴菲特还是坚持以客观事实作评判。在1967年致合伙人的信中他写道，“赚大钱的投资机会通常来源于正确的定性决策，但更多确定无疑的利润来自于那些正确的定量决策。”
 此外，巴菲特投资风格的变化多少也是受到了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最近几年，基于定量因素的投资机会正在逐步消失……还好偶尔出现的定性投资项目给我们提供了赚取利润绝佳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非常少见。”
    在我们将巴菲特视为“股神”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学习他对待权威的态度，然而很多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以成长型投资者为例，他们大多深受费雪的影响，不愿意卖出股票。然而，费雪写书时的环境与我们相同么？在《怎样选择成长股》一书中，有多处暗示了当时的股票价格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如“五年来，它的本益比往往达20倍左右，高得有其道理。”又如“也许一支股票过去几年的价格一直稳定维持在只为盈余8倍的水准，但现在，管理阶层更迭、公司建立起一流的研究部门等事情发生，使得股票目前的价格是盈余的15倍左右。”再如“金融圈普遍赞赏这家公司卓越的表现。因此，多年来，XYZ公司的价格是当期盈余的20到30倍，约为道琼斯30种工业股价指数平均本益比的二倍。”此外，费雪在谈到不愿卖出股票的理由时，还特意提到了资本利得税这一重要因素。
    然而，A股市场不仅没有资本利得税的麻烦，最疯狂的时候市盈率也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2007年11月，万科(000002.SZ)的股价最高达到了40.78元，即使以2007年每股收益0.73元计算市盈率也达到了56倍，而以2006年每股收益0.39元计算市盈率更是高达105倍；2008年1月，贵州茅台（600519.SH）的股价创出230.55元的最高价，以2007年每股收益3.00元计算市盈率高达77倍。
    这个时候，还“打死也不卖”就过于执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