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监控是有成本的。在高速发展、迅速进步的社会中，一系列社会突发事件常常变成大众关注的焦点，如三鹿奶粉事件等。在发生这一系列事件的时候，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有关部门责任缺失，监控不力，需要加强监控。

这是一种正常的思路，出现了小偷，当然需要防盗门；有了违规的情况，就要加围墙和铁丝网；闯红灯的人多了，就要加监控头、增加警察。实际上，不管是加防盗门还是增加警察，都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最终将由社会承担。如当三鹿事件出现的时候，有报道称相关部门已有七百名官员到现场监督。同样，当一些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要求增加监控。

这种增加监控是否可以长期持续，是否可以长期派几百名官员到一个牛奶厂去监控各个程序？应该说，这是不现实的，所增加的成本社会也不能承受。这种行政性的监控还有一个副作用，即增加了执行监控人的寻租空间，这种寻租不但增加成本，还可能使监控失效。

面对这种社会高速发展情况下由于机会主义或钻空子而产生的突发事件，怎么去解决呢？加强监控是一个手段，但并非唯一。如在监狱中为了防止犯人逃跑，使用围墙和电网等阻拦性措施，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成本也非常高；并且，他们也并非绝对有效，有时还是会产生漏洞。另外，在监狱中还有瞭望台，有人在比较高的角度瞭望、监视。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监控手段。  

类比于常规监控所进行的围墙、铁丝网般的监控，鉴于目前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我想，一种更高层次的监控可能更加有效。假如监控对象是企业，是否可以这么做：因为国内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这本身就给企业造成了一个机会主义倾向。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78岁，个人在过去没有建立诚信体制的情况下机会主义倾向也很大，很多人认为做了就做了，没有被发现就算了。现在，有很多人在为过去的过失而买单，社会趋向对个人历史进行征信及诚信管理。自然人在社会中不可能重新洗牌，他面临78年的历史责任，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小一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大家树立正确的诚信观。

其次，重要的还是通过社会的征信系统发挥作用。如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银行等各种信息化支付系统过程中可以轻易设置征信功能。还是以三鹿奶粉为例，如果我们要对牛奶生产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防止，除了派很多人监管之外，还可采用如下监控管理思路。

现在奶业生产不管再先进，源头是从奶农开始，奶农提供牛奶。如何保证其提供的牛奶符合要求？如果我们派人监督奶农的生产过程，成本无疑是极高的。但也需要注意到，奶农作为一个职业，如果能对其建立一个评价体制，使其能够得到长期发展，他就会重视自身信用。如，在签订购奶协议时应该有如下条款：奶牛喂养中不应添加国家法定以外的添加剂；如果添加应当明示；允许添加剂的数量不得超标等。这样，收奶人就能根据自身的认识判断是否收购。而且，既然已经注明了额外的添加剂，额外的添加量，如果产生不良后果，也可以追诉；但如果添加以后没有明示，那就要给予相当严厉的惩罚，包括记入其信用记录、采用法律手段等进行严惩。如果签订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大多数老百姓的行为就能够得到规范。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明知故犯，但这只属于小概率事件。这种做派的人在这样一个体制中不可能长期生存，会被逐步淘汰。

同样在其他环节，如奶站，也存在专业人士负责的问题。虽然三鹿最后处置了很多高管，但生产过程中很多相关人员（技术员、检验员等），他们在自身的环节中实际上能够利用专业知识有能力和责任发现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反映和提出，所以其职业操守也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犯法的，因此他们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应该被清除出去。

应该建立的是如上所述这样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可以保证有多重责任体系，包括企业、法人以外其他人也应该各负其责，而且这种责任无法逃避。

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和普遍的问题，很多污染物排放的企业会偷排，为了避免偷排，我国花了很多精力，采用了很多方法，如在每个烟囱上安装监控仪器，将信息反馈到环保部门。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事情现在都有能力做到。但即使如此，因为所有仪器、网络都是由人控制，如果职业人士不按照专业准则进行工作，而是受其他因素影响，再多的投入都不一定能够产生效果。美国在很多年前并无这样先进的监测监控手段，他只有一些简单的仪器，放在一个小盒子或房间中，盒子上有一把锁，钥匙由负责这把锁的工程师掌管。对于其中仪器、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完全由工程师负责，对工程师工作的支持则是由企业的法人代表负责。一旦出现违规情况，环保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因为他有违诚信和职业操守。同样，法人代表也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是由于其违反了作为一个企业应该对社会负责这一职责，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造成了危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思路，他需要增加防范(如造个小屋或一个小箱子)，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做这件事情需要的投入非常小。

综上所述，实现管理主要是靠其制度的支持。所以，面对高速社会发展带来的突发事件，应该通过机制和制度的设计，实现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和杜绝。被动的监管成本很高，亡羊补牢虽不是太晚，但效果却常常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