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科学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一般说来，那些最新的能够揭示事物和现象本质的科学范畴和原理，往往是在某些比较狭窄的科学前沿的学科领域中首先被提出来的。这些新的科学范畴和原理是带有其具体学科色彩的适域较窄的普遍理性。在这些适域较窄的普遍理性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类范畴或原理，它们具有一种能够突破最初赖以产生的学科狭隘域限的更为普遍性的品格。当这些范畴或原理超越了自己最初的局限之后，它便会向更高层次的普遍理性跃迁，最终实现它那更为普遍性的品格。低层普遍理性向高层普遍理性跃迁的这一过程便是科学范畴和原理进一步哲学化的过程。当高层普遍理性体系接纳了这些从低层次跃迁而来的普遍理性之后，便要给它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如果这些新跃迁上来的范畴和原理与原来这一层次上的普遍理性并不矛盾，或虽有矛盾但只是局部性的话，那么，原有的这一层次上的普遍理性体系就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或只是做一些枝节性的修正。然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就是．新跃迁上来的普遍理性与这一层次上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普遍理性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可能迫使原有高层普遍理性体系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拒斥新跃迁上来的普遍理性，维护自身的旧有体系；另一种则是用新跃迁上来的普遍理性改变或取代旧有的与之相悖的普遍理性，从而刷新整个普遍理性的体系。前一种态度往往是保守的理论体系所遵循的原则，而后一种态度则有可能会爆发一场该层次上的理性革命。

在当今这个科学与哲学保持着较为明显的形式分离的时代里，这种由某一具体科学学科所产生的普遍理性的跃迁，往往首先在不同方面和层级的具体科学学科之间进行，一些普遍性品格不很高的范畴和原理，在经过若干个跃迁步骤之后便可能达到它的适域的极限，从而停滞下来。但是，往往总会有这样一批为数不多的范畴或原理，它们不仅把自己的适域扩展到了极为广阔的具体科学的范围，而且还会向更为普遍性的一般的哲学领域跃迁。当这种跃迁实现的是上面提到的后一种情况时，这时所达到的理性革命便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革命。

哲学的改造是通过科学的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在这一过程中是纯被动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哲学自身的主动性，科学对哲学的改造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另一层统一性关系：哲学对科学的批判。

具有某种更为普遍性品格的科学的普遍理性，可以超越自身最初赖以产生的狭隘学科的局限，向更高层级的普遍理性跃迁。但是，要超越最初的狭隘局限，实现更为普遍性的品格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里要实现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移，不能采取毫无改变的、简单拿来的作法。实现了跃迁的普遍理性必须在新的更高层级上获得某种具有全新意义的再生。层级跃迁是普遍理性自我升华的过程，是普遍理性自我本质的再挖掘、再创造。这种再生、再挖掘、再创造的自我升华必须接受它要进入的那个高层上的原有普遍理性的审查。通过审查，高层普遍理性对试图加入自身行列的原有低层普遍理性进行某种规范、修正和加工。这就是高层普遍理性在对低层普遍理性实施其方法论作用的同时，又把这些低层普遍理性的合理因素概括、总结、吸收到自身中来。这一过程所实现的便是一种哲学的批判。

这样，较为具体的普遍理性能否进入更具普遍性的高层普遍理性的行列，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范畴和原理能否进入哲学，就不能不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这些普遍理性本身是否具有更为普遍性的品格；二是哲学对这些原来还处于较低层次的普遍理性是否作了适合于自身层次的批判。如果缺乏第一个条件，具体界的范畴和原理就根本不可能向更高的抽象界领域跃迁，如果缺乏第二个条件，那些具有更为普遍性品格的具体界的范畴和原理旧有的局限性便不可能被剔除，它们的那些更为普遍性的品格便没有机会得到展示，这就使它们仍然无法完成向上的跃迁。我们的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在具体科学与哲学之间搞某种简单的平移，孰不知，未经必要的哲学批判，就把科学材料简单拿到哲学中来的作法，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哲学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轻率行为。这样的未经批判的科学材料即使硬拿到哲学中来了，它们和哲学本身仍然是两张皮。

诚然，哲学必须由科学来丰富和发展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对于科学仅仅是一个附庸。哲学有它自身层次上的批判作用。现实界的个别的、特殊的、表面的、不一致的具体材料，不通过某种概括、选择、扬弃、抽象的批判，是不可能转化为全面的、一般的、本质的、统一的哲学规定的。在科学和哲学相统一的人类知识之链的发展中，必须同时顾及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和哲学对科学的批判这样两个方面。

哲学的批判具有双重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仅仅是针对科学的具体界的，而且还应该是针对哲学自身的。

哲学对科学的批判是要剔除具体界范畴和原理的某些狭隘局限，从而把这些范畴和原理可能具有的更为普遍性的本质揭示出来。哲学对自身的批判则是要破除自身可能具有的某些僵化、教条、落后、保守的一面。哲学是具有两面性的，这就是保守性和批判性、惰性和活跃性、落后性和预见性。哲学这两方面的性质恰如一对孪生兄弟。哲学的僵化、教条，它的比附的庸俗，正体现着哲学的保守、落后和惰性的一面。然而，哲学是时代精魂，它不可能长期落后于所处的时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哲学充分发挥其活跃性、预见性的一面，即要求哲学要有发展变革自身的批判精神。

低层普遍理性向高层普遍理性的跃迁，哲学对科学的批判，证明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要从外界引入新“信息”。但是，这些由外界引入的信息必须接受哲学本身的调控，即选择和批判。只有当这些外部信息被哲学批判地整合到自身结构之中时，这些信息才能被同化成哲学的内容。由于这种对外界信息的同化，由于这种自身的重新调整的自我批判，哲学本身也便十分自然地会发生某种相应的变革。这样，在同一个同化外界信息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便是如下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外界信息受到了哲学的批判；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批判使哲学本身也改变了旧有的结构，使哲学自身也得到了批判。如果这种结构的改变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如果这种自我批判是针对最基本的范畴和原理的，那么，由此引出的便是哲学的革命。

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反映在科学与哲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