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冬，一贸易商急迫地找到我，说自己外地工厂的厂长遭人绑架了，请我求出面救人，但是他自己又没有多余的钱去赎人，于是请我无论如何要出面去办此事。我深知这件事不好办，可当事人来求助，我没有理由推托。当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到深圳的相关机关、部门找人商议，还找来一些律师朋友帮忙，看有什么好的建议没？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你没有必要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律师又怎么样？司法人员都有被害的。”确实，这一年连续发生了两起司法人员被围攻的事件，还有一个法官竟在寒冬被人丢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决定了的事情就不容改变。我只身一人去了外省！刚下飞机，就有人打电话约我见面，原来是绑架者。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呢？又是怎么知道我来了呢？我心中疑团重重。他们约我到当地最高档的酒店见面。事实上，能这么快和绑架者见面，却又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们相约在酒店大堂里见面。一进大堂，就见四方桌已有三人在坐，两个扎着粗大辫的大汉和一名女士。空位显然是留给我的。刚坐下，黑大汉就先给了我个下马威：“相不相信，你一出这个酒店门就站不起来了!”他的声音有些低沉。我面无畏惧地说：“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出了事，明天可能又会有张律师、王律师找到你们，我的当事人会找更有水平的律师来。我一个年轻律师出了事，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一看强硬的不行，他们马上就都笑着说“开开玩笑而已，来，我们边吃边聊。”为了能顺利带走人质，我答应和他们一起吃饭。席间，女的提出要聘我作他们的律师，诱惑是开出我现在委托人给我报酬的三倍。听到这里，我想解救人质的事情有眉目了。于是，我说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这件事情要处理完毕，你们把人质放了；二是不能把这件事情、我现在的当事人牵扯上。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这名女士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夫人。让人很气氛的是，他们对这一身份津津乐道。我要他们放人，他们提出要先拿钱。我说：“钱，没有带。人，你们最好在我离开后就马上放，否则，事态将是你们所不能控制的。”他们不屑一顾，发出一阵冷笑。但是我坚信我的话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天，我设法找到当地主管司法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说明情况，并与当地省公安厅联系处理此事。当时，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怎么能让人质赶快被释放，完成当事人的委托，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可能遇到什么危险和障碍。经过我的一番努力，人质最终被放了，还比我早一班飞机回到深圳。

我喜欢有挑战的工作，所以我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因此，我会尽心尽力去做每一个案件，认真努力去完成每一个当事人的嘱托，哪怕明知危险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