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

“到底哪一个才是更艰难的选择，是作为第一个女总统，还是第一个女律师？”

塔里娅·哈洛宁在回答所有我的提问的时候都是侃侃而谈，只有当我问到"一生中最艰难决定的时候"，她停顿了。

这令我特别吃惊，身为芬兰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总统，塔里娅·哈洛宁最闻名的就是勇于做出艰难决定。

我采访了很多优秀的女性，无论她们是财富500强公司的女性CEO，女市长，女外交家，常青藤名校的女学生，几乎每一位都在进行着一场战斗——“如何变得更加自信和有勇气。”

好像只有这一位是一个例外，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芬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2000-2012），芬兰外交部第一位女外长，福布斯评选为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世界女性之一，她的自信和勇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也许正是这份自信和勇气，为她赢得了芬兰有史以来超高的民众支持率，2003年12月的时候竟然达到了88%。

作为公众人物，她的生活始终是被放在放大镜下面，从她的出身，她的婚姻，甚至到她拎着的手提包。

作为女性领导，她独立的生活方式，自信勇敢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重。

也正是因为这点，我对她的采访特别期待。

“那位女士律师”（the lady lawyer)

她的回答打破了空气中的沉默，“艰难的决定必须是在特定的时期做出的特定的决定。坦率的说，我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想讲一个小故事，记得当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开始在工会做律师，我是第一个和工人们一起工作的职业女性。

所以，到底什么对于我来说更加挑战，是第一个女总统，还是第一个女律师？

我记得那是1970年代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来自工厂的电话，对方说，我想和工会的律师讲话？我回答说，我就是。对方问，什么时候开始，女性当律师了？我说，从今天早上开始。然后电话那头几秒钟的沉默，然后他接着说，好的，如果你是律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不到30岁，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习惯，但是慢慢地人们接受我，并开始称呼我为那位”女士律师“（lady lawyer）。从那刻起，我也意识到总有人会成为“第一个”。而我拥有了很多个第一。

作为女性中的第一位，给我更多的“能见度”，人们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同时，如果我犯了错，也许会被标上“女性”犯了错。所以身为“第一位”我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我开始政治生涯的时候，也很少有女性从政，女性多是承担养育后代照顾家庭的责任。而现在社会进步了，就拿我的顾问来说，他是两个女孩儿的父亲，他也会花费时间，在家里帮助照顾孩子。现在，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在家庭里很重要，也可以在家庭外很重要。而女性也要接受，男性可以回归家庭的这个现实。”

家庭、社会教育加法律保障令女性自信

塔里娅·哈洛宁：提到如何保持自信的，或者作为女性，如何可以增强自信，我想这一切开始于家庭。很多人都问过我关于女性领导力的问题，我就是回答说，请对待你的女儿和对待你的儿子一样。我的父母一直相信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做得一样好。

我们芬兰的教师也在致力于男女生平等的教育。在开始正式学校学习之前，孩子们就在日托所里，老师们都很优秀，都有大学学历，而且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几十年前，男孩子和女孩子并没有被真正公平对待，学校里面的会议里面总是有很多的男生被当作典型；在教科书里面，也给男孩和女孩子树立不同的榜样。当女孩子很好的组织安排了某件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对她说，你做得很好。而当对待男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他做得很棒。实际情况是，几十年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情况也变得更好了。我们强调的是每一个女孩子和女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要去发展他／她的独特个性和长处。

第三点，是社会法律系统的支持。注册制度保证学生们在毕业后，年轻女性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工作场所里，也强调平等对待员工。在公司董事会里要有女性，议会里面要有女性，党派当中要有女性候选人，所以一点一滴，商业和政治领域里面都有女性。目前我们议会中有大约40%的女性。在政府里面，男性与女性员工的人数基本相同。

还有社会保障体系对职业女性的支持非常重要，例如，美国的小孩子的日托所(day care)费用非常高，这对于职业女性来讲是一个挑战。而在芬兰，我们的日托所几乎是免费的。

2000年的时候，我成功当选了第十一届芬兰总统，开始竞选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在意。我当选后，大家意识到我们国家出了第一位女性总统。特别是小女孩儿们都欢呼雀跃。我发现，我们的教育强调男女平等，但是在现实中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这些小孩子们发现，这个总统和以往的总统不太一样，这一次总统是女性。

在我从政几年后，大家开始习惯了“总统是女性”的事实。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竟然问我，“总统女士，男孩不能再当总统了，是真的吗？“我说，当然不是真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当总统。只要努力服务大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咱们国家的部长，总理，甚至是总统的。”有趣的是，孩子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偶像。

这就又回到我开始提到的家庭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你的家庭和你一起在服务社会。

不仅仅在芬兰，在欧洲很多国家，我们还有“伙伴”（ partner)的理念，也是对家庭概念的延伸。

女总统的梦想

孙超：“成为总统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如果您没有成为总统，您最疯狂大胆的梦想会是什么？”

塔里娅·哈洛宁：我小时候希望成为一个画家。

现在，我希望不再那么繁忙。因为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来享受我的兴趣，陪伴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

我目前在哈佛大学短期访问，一开始我觉得有些困惑不清楚。因为选择太多了，我是说，我有选择学校里所有课程和活动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一个小女孩儿到了一个糖果店，满眼都是美好的东西。尽管只有短短的数周，我已经收获比预期多得多的东西。我只是感觉时间太短暂了。

我很欣赏美国教授的风格，启发大家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来辩论问题。这也体现了美国两党政治政体，两派人在辩论和“打仗“。如果多党政体下，就不仅仅是表达两派人表达自己的观点，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妥协。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社会。每当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需要对议会负责。在我们芬兰，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教授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讲课，然后再提问学生。

我最大的梦想应该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小的时候，我会抱怨说，我不喜欢这个，这不公平的。我妈妈总是对我说，世界有时候是不公平的，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让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点。

芬兰的人口出生率是1.8， 是欧盟国家当中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体现重视家庭和事业的社会趋向。我们也在强调“we”（我们）的理念，这点和中国的价值理念很相关。

根据我们芬兰的法律，一个人只能连任两届总统，一共12年。我已经连任两届，目前从总统职务上面退休下来。我计划将继续在联合国的工作，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建设。全社会应该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我还想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投资是最重要最智慧的投资。我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

尽管没有工资，但是我在联合国的工作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好像小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