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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写的一本讨论王尔德文艺理论的小书最近终于快要出版了，这两天看校样的时候对自己感到莫名惊诧，原来自己也能写出这种让普通人看不大懂的东西来。我望着这些文字，感觉是那么陌生，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只依稀记得坐在电脑跟前的焦虑，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写博客的另一端。回头看看，只有一个后记写得比较直白素朴些，遂决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是对这件事的一个纪念吧。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这其实也说明了当一个人在世时要想能给予他公正的评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那么，当一个人死去，他的棺就能盖上了吗？恐怕未必。至少当1900年11月30日，一个新的世纪就要到来前夕，王尔德在巴黎的小旅馆中去世时，对他一生成就的“论”才刚刚开始，而“定”则还遥遥无期。幸运的是，王尔德的噩运在他1895年官司败诉，身陷囹圄时似乎已到了尽头，他的声名在他死后一直呈现向上的趋势。现在，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他已经星光熠熠地稳坐在文学的殿堂中了。不过，他现在以至将来能享有怎样的荣光，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我所写的并不是他的传记。当这本书终于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所感兴趣的是我们在这场探索之旅中能获得一些怎样的启示。

    在序言中我就已经提到过，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看他与别人的异永远比看他与别人的同要有意义得多。时间永远是一个比我们苛刻上百倍的评论家，即便是一流的文学巨匠，最终能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后人所记住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两部杰作而已。他那些二流的作品，那些和别人写得差不多的作品，那些别人之前也说过的话，那些虽然是他最先说出来，但后来有人说得比他更好的话，又有多少能被人记住呢？时间用遗忘为历史建立起了最好的秩序，只有那些最好的才值得去记取。如果事无巨细都需要牢记的话，不独历史会被各种各样并不重要的事实充塞得面目全非，甚至毫无面目可言，就连我们的大脑也会因承受不住而陷于崩溃。所以，何必去计较哪些话不是谁先说的，哪些话是谁拾了谁的牙慧呢？最终，那些和别人一样的，那些不如别人好的都将被抹去。相同的思想中永远只有表达得最好的才被人记住。那么，王尔德会被人记住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吗？是他的喜剧《认真的重要性》或是悲剧《莎乐美》吗？还是他那些童话或者是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中的哪一篇？我觉得都不会是。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伟大的特质，能让它们再挺过几百年时间的考验。但我觉得再过几百年，人们也还是会记得文学史上曾出现过王尔德这样一号有趣的人物。于是，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凭什么记住他呢？我想应当是他的思想吧，就是他那由许多充满灵光的隽语聚集到一起所构成的思想，他那由色彩丰富的生活与放荡不羁的性格为注脚的思想，他那在世时为他带来许多麻烦而死后却渐渐显露其价值的思想。要评判他的那些思想，单就其内容来就事论事绝对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思想本来就不是枯坐书斋、凝神静思的产物，而是在对抗中产生，与行动紧密结合，带有极强实践性的东西。要想了解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就必须考虑到其造成的影响。这就好比狮子和狼的差别光通过实验室里的标本是无法得出正确判断的，只有到森林中去，看到活生生的狮子和狼，才会知道两者间的差别绝非体格与力量间的差别可涵盖。毋庸置疑的是，王尔德的思想与言行在捍卫艺术的独立性、拓宽艺术的生存空间和提升文学批评的地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许多比之更精妙、更成体系的理论也无法比拟的。

    不少研究王尔德的学者都指出了其言论中的自相矛盾、夸大其辞和缺乏系统性。这话说的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不对则是因为这是拿坐在书斋里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来要求他。其实，如果没有他这些有着自相矛盾、夸大其辞和缺乏系统性的缺点的文章和言论，只怕后来从事艺术创造和文学批评的人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可以平心静气地坐在书斋里来讨论这些问题呢。

    所以，当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评点前人的时候，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而是多注意发现他们思想当中的闪光点，尽量给他们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是我写完此书后所得到的启示。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结尾时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我想，这话放在王尔德这样一个自由思想者的身上，应该也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