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慰“妈妈焦虑症”需要制度兜底

王传涛

对于母亲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人们却知之甚少。5月12日，UC大数据发布了《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80后妈妈已经成为最焦虑的群体，而全职妈妈比从事媒体等行业的妈妈更容易焦虑。妈妈焦虑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均为一二线城市，其中最焦虑的是上海妈妈，以超70的焦虑指数高居榜首。而在年龄分布上，80后妈妈成最焦虑人群，超过90后与70后妈妈。（5月15日新华网）

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焦虑的社会。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焦虑。当贫富差跟越来越大，当就业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房价越来越高，当孩子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当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或轻或重的焦虑。这种精神状态，区别于古代社会绝大多数人能自给自足且无明显差距的安逸状态。

焦虑无处不在。“二孩”时代来临，社会亦面临来自妈妈们的压力与焦虑——这也正是二孩生育率远远未达预期的最直接的原因。而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确系真实存在：学区房太贵、子女入学、老人赡养、食品安全问题、儿科医生短缺都是公认的压力，此外，当妈妈还意味着发胖、健康容易出问题、个人空间被压缩、夫妻生活变少、婆媳关系难处理等。尤其是对于多数为独生子女且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的80后妈妈而言，焦虑指数越来越高并没有太多地出乎意料。

“妈妈焦虑症”根植于这个急速转型发展的社会之中，产生因素多多，盘根错节，难以抚平，更难以消除。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下社会就只能让“妈妈焦虑症”持续加重下去。尤其是作为制度的设计者以及规则的制定者，应该用公平的制度实现兜底，用强大的制度设计去抚慰缓解个人以及群体性的焦虑。

其实，再复杂的焦虑不过都是由矛盾与不公引起的。因此，关于孩子的教育，制度要力求做到最公平，让教育资源尽可能的平均分配，让录取机会相对平等，则学区房的价格可能就会得到抑制；关于孩子的医疗，更是需要新医改持续发力，儿科医生需要加大培养力度；关于婆媳关系，或是需要更加职业化的家政服务团队来完成育儿任务，或是需要在家庭收入提高的基础上解放出更多的职业女性……

“妈妈焦虑症”的本质问题是，生儿育女的责任单纯地落到了一个家庭上，继而更多的落到了每一位母亲的身上。而政府也好，社会也罢，都需要为家庭、为母亲分担更多的工作，这绝不仅仅是每年过一个“母亲节”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从民生问题，到社会福利，都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否则，“妈妈焦虑症”持续扩散后，很可能会导致我国社会的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因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而导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将难以找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