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县级“钉子户”的出现并非偶然

正县级“钉子户”是权利弱势的写照

王传涛

在江西永丰县，正县级离休干部李水生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他的房屋位于县委宿舍楼2栋。他曾于1955年当选永丰县副县长，1991年担任永丰县委正县级调研员，次年离休。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将县委宿舍楼纳入棚户区拆迁改造，遭到了部分公职人员尤其是退休公职人员的质疑与抵制。（8月24日《京华时报》）

听说过“钉子户”，却没有听说过离休正县级干部做“钉子户”。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多数情况是，县委的领导，哪怕是退休的，通常意义上都是能“识大体”、“顾大局”且“讲政治”的，容易配合现任政府搞拆迁；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县委宿舍，现在看来基本都是位于老城区，许多县城搞规划和建设都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新城区……

但是，在一个私有产权总得不到有效认可，房产证和土地证总不能证明所有权、权力的拆迁欲望往往大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时，无论正县副县、正科副科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可能成为棚户区里的“钉子户”。而且，在做“钉子户”的水平上，无论是在意志的顽固还是在抗争的方式上，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便是正县级的，“钉子户”也还是“钉子户”。

这进一步说明，“钉子户”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不分家庭出身，不分行政级别，不分是不是在吃财政饭，只要自己的房屋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只要赔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钉子户”就会必然出现。而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识大体”、“顾大局”，放在现实利益面前，也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

“钉子户”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说作为一个群体，现在多多少少有一些贬义。可是，正县级“钉子户”的存在却告诉我们，“钉子户”无关身份和觉悟，只关乎权利。或许说，“钉子户”，应该是伴随着权利的维护与抗争而出现的中性词。在“钉子户”这个词上面，并不夹带任何的负面意义，无论当“钉子户”有理还是无理，绝大多数“钉子户”的抗争，都是其基于《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而进行的。

无论面对什么级别的“钉子户”，无论是正县级，还是普通百姓，都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钉子户”的出现，基本都是被动的，因为拆迁行为，总是先由地方政府发起的，那么，地方政府在拆迁和做工作之前，就应该先问问自己是不是守法；二是，在现有制度与规定下，有些“钉子户”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路径来解决的，比如，政府对于公益、市政规划用地可以强征，对不配合的居民可以进行起诉，但是，走法律途径往往耗时多、过程复杂，“钉子户”问题的解决往往以暴力拆迁结束。

正县级“钉子户”的出现，并非偶然。当下是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政府对于拆迁、建设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相关官员，对于拆迁和建设的迷恋，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对于市民权利的重视度。因此，当自己的房屋面临拆迁，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成为“钉子户”。在此，也想奉劝那些一味搞拆迁和建设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一句：如果此拆迁传统被传承下去，你们的官邸都有可能被暴力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