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色狼被拘留”的制度性反思

“打色狼被拘留”与留白的“好心人免责”

王传涛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7月16日发布官方微博：关于媒体报道的2014年7月1日发生在世界之窗的大学生涂某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对涂某某作出不批捕决定，并于7月16日释放。此前，有媒体报道，深圳世界之窗保安宋某猥亵女网友，路过大学生（即涂某某）出手相救。后该保安称自己被大学生打伤骨折，涂某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行为存在“过度”的嫌疑。保安宋某因猥亵，南山警方7月12日作出予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7月17日新华网）

对于见义勇为者涂某某及其遭遇，显然是一个“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先听哪一个”的问题。坏消息是，涂某某救人过程中把人打骨折涉嫌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保安却只是行政拘留；好消息是，检察机关表现的更为深明大义，作出了不批捕涂某某的决定。

对于公众而言，也存在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这位和网友见面的女孩没有被强奸，而被见义勇为的涂某某救下了，社会也收获了涂某某这样一个英雄；然而，对于社会却也形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涂某某坦承，今后遇到这样的事，再也不伸出援手了。而且，我相信和涂某某一起伤心的还有无数网友，甚至于如果事情的结果假如朝着“检察院批捕”的方向发展，这将又会成为一个让好心人得不到好报的“彭宇案”。

必须要给检察机关的明察秋毫与明白事理点赞；同时，也似乎反衬出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做事武断或专断。同样一起事件，公安部门认定为“过度”和涉嫌故意伤害；而检察部门却认定为无罪，在断案的水平上，两者相差好比天上地下，对于法律与社会伦理、社会公德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

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说公安机关做错了，或者故意如此。我们只能从一些现实因素出发考虑一个“如何能让公安机关避免如此武断决策”的命题。除了公安机关的处罚权过大或者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另外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在深圳乃至在全国，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好心人，并没有在一个可以豁免相关责任的环境下得到有效的保护。

去年1月份，《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其中明确了许多有助于好心人免责的条款，比如规定了，被救助人主张其遇到的险情是由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救助人不承担法律责任；还规定了，因救助行为被投诉或者被起诉的，救助人可以向市或救助行为发生地的区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救助人提供法律援助。但是，非常遗憾，这个保护条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审议通过。于是，“好心人免责”条款也并没有在深圳这样一个窗口城市通过。

“好心人免责”制度的留白，是公安机关做出“过度”认定并进行行政处罚的最主要原因。我不知道深圳地方人大部门，为什么没有通过那么有意义的一个法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没有真正的“好心人免责”制度或相应条款，则像涂某某这样的好心人得不到好报的案例将会继续存在。在此，也希望公安、检察院包括法院，在处理此类案子的时候，多多考虑一下法律与公德之间的关系，多多做一些保护好人的善意裁决。

载羊城晚报、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