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超级会议大国”关进制度的牢笼

王传涛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会议费管理，节约会议经费开支。《办法》规定，参会人员以在京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京外召开，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要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各单位召开会议应当改进会议形式，充分运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9月23日新华网）

我国是一个“会议大国”，甚至是一个“超级会议大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些官员就是，“不是走在去开会的路上，就是正在开会，或是刚刚开完会”，事实上，如果让一些领导干部自己掐指算一算，每天开2-5个会是非常正常的事，而且，一些人还会在会议之间出现“串场”现象。据2008年6月份上半期《半月谈》的一组数据：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年中参加的大小会议、活动绝不会少于1000个。显然，给“会议大国”戴上紧箍咒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必要。

会议已经成为工作常态，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许多会议完全是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这也正是当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要解决的工作作风中存在的四大问题。一者，“没事常开会，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重大事情不开会”的坊间“总结”，已经道出了当下一些会议的冗繁和不必要性，还直接指出了会议制度的不合理性；二者，“官员一急就发火，领导一急就开会”，说明了我国有大量的会议是依领导干部个人主观情绪而定的；三者，有些会议已经成为一种福利，我们可以称之为“会议福利”，比如，会议已经成为一些官员度假、休养、游玩和领取纪念品的特权。

“会议福利”的泛滥，造就了我国一个强大的产业链——会议经济。而在异常繁荣的会议经济背后，是早已负重前行的公共财政支出。2011年发布的《中国会议蓝皮书》中指出，目前我国每年举办各种会议多达几千万个，涵盖公司会议、政府会议、事业单位会议和社团会议四大类，会议经济产值近万亿元，而公司会议多半为央企或是国企会议。这几千万个会议的会议成本，让许多老百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哪里是在开会，分明是在乱花钱。

会议的泛滥、会议经济的持续走高，并非没有引起中央的警觉。“八项规定”第二条便是，“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应该说，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控制会议费的《办法》，是对“八项规定”第二条内容的具体实施细则，也是对于群众路线活动整顿“四风”的一项有力举措。

然而，最要紧的问题是，在“红头文件治国”的当下，该办法到底能有多大效力、能有多长时间的“保持期”，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到景区开会”、“降低会议成本”等众多提法，不过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有案可查的最近的一次相关规定是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并且，无论是省级地方政府，还是市县级地方政府，也都有类似相关规定的出台。可以肯定，如果一项看似合理的规定反复出台，不仅证明了这项规定落实的不到位，还能够削减政府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公信力。

把“超级会议大国”关进制度的牢笼，不能仅靠把旧制度旧规定“炒冷饭”翻新，更需要把这样的规定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辅之以严厉的行政和司法问责。由此，会议才不会成为特权人士的福利，才不会成为公共财政和广大纳税人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