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退出慈善”是常识的回归

“割慈善肥肉”为慈善改革树立标杆

王传涛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外界乐观地认为，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但也有学者表示，这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这是一个相当给力的新闻。可以这样的预期：云南的百姓会很少遇到权力摊派式的捐款；而慈善组织似乎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力。虽然之于达到慈善体制唤回从前的公信力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云南省政府勇于割慈善这块“肥肉”的做法仍然让我们看到了不少进步之处。继而，其他地方政府以及整个中国慈善管理体制，都应该效仿云南省的这种做法。

这是一个“被捐款”多如家常便饭的时代。政府为了慈善数额的面子发红头文件进行强制捐款的案例比比皆是。面对“强捐”，公众的爱心既容易受到欺凌，又容易让慈善变味；站在权力角度讲，慈善捐款入政府财政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至于政府官员克扣、挥霍捐款的现象更是相当严重。近几日，便有媒体报道某地方政府把慈善款项挪用作购置公务用车。而专家口中所讲的“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若为事实，则更让人触目惊心。

“官办慈善”不除，中国慈善便不会走上正轨。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慈善组织，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究其根源，并不在于那个叫做“郭美美”的争议女子露了多少富、晒了多少奢侈品，也不在于中国红十字会有没有对其进行调查，而在于我国的慈善体制本就是“官办”的，即“官办慈善”。“官办慈善”，一方面享受着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待遇，又因为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而习惯于在慈善中“雁过拔毛”，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慈善机制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怀疑。

从法理上讲，权力和慈善，从来都不应该有任何牵扯。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而言，权力就更应当远离甚至是绝缘于慈善。前段时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受害者赔偿基金“波士顿壹基金”开始陆续发放赔偿金，其中3名遇难者的亲属分别获赔219.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300万元），超过9·11赔偿标准。对于如此之高的赔偿标准，我们却听到了“政府没有出一分钱”和“全部来源于捐款”这样的回应。这足以表明，慈善和权力分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权钱交易，能够让慈善走上正轨。

更让人佩服的，还有一点。云南省在最初起草文件中用了“逐步退出”慈善市场的字眼，可是到了7月18日正式文件下发时，“逐步”两个字又被删去了——多么给力的政府行为，要断就要断的彻底一些，摆上“逐步”两个字，很有可能永远“逐步”而没有“退出”。笔者以为，“权力割肉”就像这样割得彻底一些，如果犹犹豫豫、黏黏糊糊，总不会取得太大的实效，也会消耗掉公众的耐心。

权力撇清了与慈善的关系，公众才会有自己捐款的欲望，慈善组织才会有自己做事的一定自主能力。希望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勇于斩断与慈善的暧昧关系，割掉慈善这块大肥肉。此外，再辅之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和严厉的司法问责，我国慈善也不是没有可能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