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阅读”是“促进型立法”的有意义尝试

王传涛

记者4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专家认为，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设立国家级的全民阅读条例以规范和保障各类阅读活动非常必要，其法律化意义重大。今年3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成立了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草拟了条例初稿。（ 8月4日新华网）

立法促进全民阅读——对于这则新闻，许多网友表示无法理解。一者，虽然国人阅读量少得可怜，但是，但阅读这种事就如同“阳春白雪”，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品味和习惯，不是立法就能解决的问题；二者，阅读还是不阅读，往往受文化程度和所学专业影响，不可一概而论；三者，“阅读什么”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排除也有这样的现象：公众拥有强烈的阅读愿望，市场上却找不到说真话、说真理的书籍；四者，关于阅读，还有许多客观因素，比如，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有没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公众有没有免费或低廉的阅读资源？

凡此种种，都似乎预示着“立法促进全民阅读”的不靠谱性。通常意义上理解，法律的最基本功用，不过是对社会起到管理作用，约束人、企业组织或行政事业单位的行为，而不应该主是强制改变人的生活习惯问题。法律，也常常被比作人类行为和道德的底线，而不是行为和道德的“及格线”或“优秀线”。因此，对阅读进行立法，似乎像是陷入了所谓的“立法万能论”。

然而，对于以上观点，笔者却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里，立法已经不再单纯解决“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了，立法还应该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促进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用时髦一些的说法叫做“促进型立法”。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具体内容，但是从新闻报道来看，此项立法并非是部分网友所理解的“如果不读书，就要被刑拘”那样荒唐。

“促进型立法”，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此类法律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应该去做什么，即还原政府的“服务型”本质。从专业人士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作为一部“促进型法律”，也更多的是有强调政府要做什么：“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出版业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政府也应该花大气力协调。而事实上，只有政府建设了更多的图书馆，开放了更多的阅读资源，降低了出版的审核和税负，扩大了出版的权利，才有可能让公众爱上阅读这件事。二是，此类立法，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对于广大国民，并不会有强制力。

“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都是重要的立法形式。无所谓哪一种进步，哪一种落后。在法治社会之下，我们看到了许多“管理型立法”，同样也存在许多“促进型立法”。需要明确的是，“促进型立法”，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过多干预，有些时候，促进型立法不可或缺。在“促进型立法”之下，公民仍然有选择的自由。阅读与否仍然，依个人的喜好、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来定。如果一个人就是不喜欢看书，法律也不会拿着手枪顶着这人的脑袋逼他阅读。

关于全民阅读，我们的确需要一部对政府有约束和提醒作用、对国民没有强制约束力的“促进法”。这不仅仅是还原政府服务本质的要求，对于广大国民，也可以构成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提醒。因此，“立法促进全民阅读”，是“促进型立法”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