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花卉遭哄抢”无需“丑陋国人”批判

正视“免费花卉遭哄抢”中的广场效应

王传涛

上周五，由江门市园林局等单位主办的“江门市万盆市花送市民暨最美阳台（庭院）颁奖仪式”在东湖广场举行，市园林局向市民发出邀请，于东湖广场免费派发10000盆市花，1000盆时花，2000包花肥。有不少幸运的市民，领到了多盆花卉。不过，也有一些市民推倒围栏进场自己动手搬花，还有市民直接将花拔根而起带走。（《南方都市报》 11月19日）

政府部门免费发放花卉，到头来却被市民哄抢，落得满地狼籍。一个本来应该是非常文明的事，却最后却变成了不文明之举，原因是什么？笔者注意到，当地有媒体用了“送您玫瑰，请留余香”的题目来报道此事，隐隐地批判了一下当地市民们的不文明之举。在网上，“国民素质低”、“没有公道”、“丑陋的中国人”之类的评论也接踵而来。

不过，在笔者看来，免费的午餐遇到“洼地效应”，是很正常的事。这样的案例有许多，这里列举两例：一是，今年5月份，河南滑县农民韩岗的80亩萝卜滞销，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随即引来数万人拔萝卜，可是，萝卜在被拔光后，他种的红薯也被偷了三四万斤，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另一个是，今年青岛第二海水浴场附近的两个公厕内都已经安装了免费的大盘卫生纸。但是，据公厕管理员介绍说，免费卫生纸的使用速度非常快，平均每天用2000米，使用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不可否认，“贪不着小便宜就等于吃了大亏”的小市民心态，在我们身边常见。这种心态，也经常被批评为没有素养，贪图蝇头小利。拿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来进行批评他人的不文明之举，或是证明自己的行为高尚者，也是大有人在。可是，在笔者看来，免费的午餐遭被哄抢，并不足以证明国人的“丑陋”。

首先，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的“广场效应”。所谓的“广场效应”是指，在一切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是基本的人性问题，是无意识统治下的群体心理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并非贬义）中指出总结了群体的心理特征，认为群体的道德可能比个人高尚，也可能比个体低劣，事实证明多数情况下群体的道德比个人要低。可以看到，“广场效应”也是解释“凑够一堆人就过红绿灯”的“中国式过马路”的最佳答案。

与其简单地批判哄抢花卉行为，还不如反思以下两点：一是，我们身边，能够称得上政府发送的“免费大餐”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不去抢，生怕就会错过了“免费大餐”，至于下一次“免费大餐”何时能到来，似乎又像是一个“看天吃饭”的命题；二者，与政府组织不力有关，政府部门组织一场活动，就要确保活动的合理有序，我们看到，这是江门市组织的“最美阳台”活动，那么，哪些人有资格领，哪些人没有资格领，以及如何排队领，则应该在组织方的考虑范围之内。前段时间，香港向市民发6000港元红包，倘若如江门市这般在广场上没有任何程序派发，则也会引起哄乱。

一方面，我很愿意自称是“礼仪之邦”，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自卑地说是“丑陋的中国人”，这一上一下、一正一负的强大落差让人不解。笔者认为，当下社会最忌惮的问题就是一遇到问题就给国人扣上一顶“国民素质低”的大帽子，然后动辄就得出一个“当下国人享受不起免费午餐”的错误结论。有学者曾说“国人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反映，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整体层面上的素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原因。”应该说，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