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逝者名单不能如“西西弗斯的命运”
(2012-09-11 1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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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宋体遇难者花名册《人民日报》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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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地震不公布逝者名单是一种倒退
公布逝者名单不能如“西西弗斯的命运”
王传涛
目前,云南彝良地震已造成81人遇难。许多网友呼吁,地方政府应该及时公布遇难者名单。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日前回应称: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信息,适当时机会发布各乡镇死亡人员统计情况及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有异议者可查询。(《大河报》 9月10日)
每一场灾难,都会伴有生命有调零。对死者的家人与朋友而言,这是无比痛苦的事情;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做好救援与告慰工作,并用最体面的方式缅怀这些死于灾难的亡灵,能够体现地方政府的责任担当水平,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近几年来,每起灾难之后,都会产生“是将死亡名单信息透明化,还是将所有的名单隐藏起来”的争论。已造成81人遇难的云南彝良地震自然不会例外。
遗憾之处在于,云南彝良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此事上的回应并没有达到公众的心理预期。“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信息,适当时机会发布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的做法,虽然也表明了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自我改变,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这和将所有遇难者名单及身份信息进行公布还有很远的距离。在“公布遇难者名单应该成为政府习惯”成为舆情主调和公共诉求的语境下,云南彝良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回应,很像“公众已经过了河,官方仍然在努力摸石头”的情形。
公布遇难者名单,已经有了前例,准确说,应该是范例。北京“7·21暴雨灾害”发生之后,中央电视台在7月26日《新闻1+1》节目中播出了“77人死亡遇难者名单公布”,第二天即7月27日,《人民日报》也以表格的形式对其中已经确认的66名遇难者名单进行了公布。这样的举动,赢得了公众的叫好之声。《人民日报》还曾撰文评论,这“既是对死者的祭悼,更是对生者的告慰,呈现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应该说,在北京暴雨事件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种公众期待的社会进步。
供有异议者查询的花名册,和直接公布遇难者名单对比来看,有以下两个缺陷。一是,公开的范围大大缩小。花名册是不公开或半公开的,这与将名单完全公开,完全是两个层级,而只有将名单完全公开,才能证明现代政府的担当。二是,不公开的花名册,容易成为造假的“帮凶”。只有完全公开,才能经受得住质疑,真相才能被更多的人知道,如其不然,数据就算有假,也不会被发现。因此,公布名单和制作花名册两者之间,在政府诚意的体现度以及对死者的敬畏与缅怀度上,完全是天上地下。
明明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官方却仍然“努力”寻找。这样的现象,显然是社会的倒退。它很可能将刚刚形成的一个好习惯——灾难之后公布遇难者名单,变成地方政府可有可无、可做亦可不做模棱两可的事。其他地方政府也可能会效仿云南彝良地震指挥部的做法,用花名册代替公布名单。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对死难者的尊重程度将会回到“历史水平”,舆论和公众关于公开遇难者名单的抗争,仍然会持续。只是,这种努力和抗争的命运,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命运”——无论他如何用力,那块大石终将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切工作都好似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