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电动车，别拿宣传教育当尊重民意

王传涛

4月15日，为期15天的深圳“限电令”宣传教育缓冲期结束16日深圳交警正式对电动自行车进入限行路段的行为进行处罚。截至行动结束，共查获电动车违法588宗，查扣电动自行车912辆。除规定的特殊行业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其余进入限行路段的电动车将被处以扣车及500元罚款处罚。（《广州日报》4月17日）

深圳对电动车实行的限行政策，激起了强烈的民意反弹。从去年的“禁行”，到4月1日开始的“限行”，深圳这座窗口城市看来就是跟电动车较上劲了。虽然深圳只是对部分路段进行了限行，可是短短时间就“查扣电动自行车912辆”还是显示出了打击面“过广”这一问题了，而“罚款500元”更是让许多“初犯”市民感觉到了“压力山大”——即便是汽车违章，也罚不到这么高的数额吧。

虽然说，深圳从4月1日到4月15日，设立了一个15天的“宣传教育缓冲期”，但是，“宣传教育缓冲期”不等于征求了民意，更不等于尊重了民意。无论从哪角度讲，“宣传教育缓冲期”改变不了限行自行车的结果，公众和市民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没有主动发言的权利，更没有大声说NO的机会。我想，这也正是“宣传教育缓冲期”之后，仍然有近千辆电动车进入限行路段的原因所在。不客气地说，这应该是一种民意反抗的结果。

客观说，站在城市交通的管理角度，电动车的管理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与电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也非常之多，这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和通行的效率。这也正是许多城市不待见电动车的主要原因。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省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0176起，其中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916起，占事故总数的29%。足以见得，如果不对电动车加以约束和规范，电动车将成为另外一种“杀人工具”。

2011年3月，公安部、工信部等四个部门发布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通知中包括加强对电动车生产、销售、注册登记等方面的管理，要严格电动车通行秩序和治安管理。但是，该通知并没有明确城市之中必须要对电动车进行禁行或限行，相反，《通知》中强调了要“加强政策引导”的内容。即便是禁行和限行，也应该先征求一下民意，只有征求市民们的同意，一项影响公共出行方式乃至公共利益的公共决策才应该落地执行。

漠视民意的公共政策，即便看上去符合一些程序正义，其结果也不可能是正义的。因此，看起来很美的“宣传教育缓冲期”不过是花瓶一支。一项涉及几十万市民利益的政策，没有经过任何公共讨论和听证过程，其正义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这说明，公共政策不能由几个人在办公室、公议室里关起门来讨论完成，更不能由个别领导“拍脑袋”决定完成。假如领导体会不到电动车给市民带来的便捷、省钱与高效，坐汽车上下班的他们就只能制定出一些符合汽车利益的政策。

不待见电动车，其实就是不待见市民的出行方式与出行权利，是不尊重民意。对于公共管理部门而言，要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决策的方式，更是要对民意产生一种敬畏之感，要对市民们的出行习惯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谈实现对电动车进行有效管理，才可能趋向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