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有助 于实现教授治校

“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是积极的信号

王传涛

教育部表示，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其中，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1949年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新京报》2月26日）

“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是产生大学校长的新方式。虽然目前只有两所学校能够有幸“试点”，虽然在“公开选拔”的外表之下也可能会隐藏着许多猫腻，虽然人事竞争都有些避免不了的一些“潜规则”，但是，变中国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由上级任命为公开选拔，对于实现大学自主化、大学去行政化，尤其是实现“教授治校”这一基本目标而言是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

大学要实现专业化、职业化，就必须去行政化，减少由上级教育部门和组织部门的用人权力。“教授治校”与“官员治校”，是相对而言的两个概念。“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而不是由上级部门任命大学校长，自然会有助于让更多的在学术上、科研上德高望重的学院型、知识型人才，登上一校之长的位子。那些搞行政出身的官僚作风较重的官员，可能就会在公开选拔过程中被淘汰。

从现实角度来讲，大学不是行政机构，而是要实现学术自主化教育与研究单位，学院型、知识型出身的专业学术人员比起搞行政出身的官员，更懂得大学要走向何方，大学生们应该做什么，教授们应该做什么，才会做有利于“学术独立”的工作。若官员治校，则难免将大学行政化、大学官僚化带入下一个深渊。

在历史上，尤其是我国大学学术成就最高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免原则。当年，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蒋梦麟去行政院做了秘书长。傅斯年等知名教授就说，他不能再兼任北大的校长了，这是一个起码的原则。这个原则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大学要保持独立性、学术保持客观性的重要保障。对此原则，我们应当有所借鉴。

但凡新事物，都要接受旧有体制的挑战。综合看来，公众对于大学公选校长一事仍然有以下担忧：其一，这是教育部门的心血来潮还是确实想放开大学校长的任免大权？其二，公开选拔这种方式，能不能规避人事竞奔等舞弊现象？能否让那些德高望众的教授顺利当上校长？其三，即便是打破了上级任命这种传统，当上校长的教授，是还会保持教授的办事特色，还是一心想当好一名官员？这些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一者这是“试点”，二者，大学校长仍然要通过上级部门的认可和组织部门的考察，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因素。

我国大学需要突破现有的行政体制，既需要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先锋部队”，又需要教育部门对于种种政策的适度放宽，甚至自己进行一些改革尝试。无论如何，“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始终是一种进步。这表明，教育部门并非没有看到大学问题和问题大学的病灶所在——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并且，教育部门正在试图去除这一病灶，让我们的大学开始渐渐远离行政化。

必须要说的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除大学校长要公推公选之外，公众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公共期待还有许多。比如，大学校长还要去行政级别化；大学里的管理工作还要让位于学习和科研，大学里不必要的衙门还要能减则减；大学教育还要还原于真正的学术教育，并且实现真正的“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