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比受贿判得重”对权力反腐无解

“行贿比受贿判得重”是对落马官人的袒护

王传涛

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行贿案 11月25日开审，庭审中朱思宜叫屈，称自己只是行贿却判得比受贿还重。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改判。（《广州日报》11月26日）

“粤北首富”朱思宜行贿案，有许多比行贿本身更耐人寻味的桥段：其一，朱思宜曾一句话牵出30余名厅局级贪官，在“不仅送给叶树养200万，还贿赂过30多个厅级干部”的“豪言”放出之后，当地的反腐与纪检部门显然很没面子，明摆着的是，制度的日常监督好像还不敌一句话；其二，朱思宜为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上下下打点花了1000多万元，在朱思宜的眼里，当上人大代表也是做生意，红顶与商人，似乎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现在，朱思宜因为说了“行贿判的比受贿重”，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朱思宜的“行贿判的比受贿重”果真是事实吗？我国《刑法》中分别对于受贿罪与行贿罪有什么样的量刑规定？如果“行贿判的比受贿重”，对于权力反腐来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此，笔者查阅了《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部分内容，得到的答案是，法律精神对受贿罪的刑罚是远远大于对行贿罪的刑罚的。

《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而第383条对于相关金额的量刑是这样描述的：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较而言，《刑法》对行贿罪的量刑则相对较低。《刑法》第390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虽然朱思宜是“行贿大户”，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将行贿数额和量刑标准绑在一起的规定。而只是依据“是否情节严重，是否给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对行贿者进行量刑。相反，在这个5000元行贿都拿不出手的时代，朱思宜所供出来的31名厅级官员的量刑标准相信都会在5年以上，至于有不少可以达到无期或死刑。因此，31名官员所受的刑罚应该比朱思宜更重才对。

不是说朱思宜没有罪，而是说，在受贿行贿面前，官员的受贿之罪是一定要得到严惩的，至少要比行贿人的量刑重一些，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另外，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反腐效果来看，进行权力出租的官员与主动收买权力的百姓对比起来，官员的行为更应该得到制约和打击。只有加大对受贿官员的处罚，建立一种“莫伸手，伸手被捉”的体制，才可能抑制行贿受贿现象。须要明确，受贿行贿的根源在于官场，而不在于民间。这也正是朱思宜所说如果不行贿会被“责难”的根源所在。

胡适曾说，“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在笔者看来，这里的规则，首先要对国家公职人员讲一讲——只有《刑法》里的标准和规则对官员量刑到位了，所有的规则才能讲给公众听。因此，比起朱思宜的行贿之事来讲，更应该加大对官员的惩处，这也才是从制度上防范腐败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