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参加110场听证”背后的土壤值得审视

王传涛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昆明市民，以从事法律工作的身份，经常报名参加昆明各大听证会，被选中的几率高达90%以上。在昆明去年举行的100多场听证会中，他一口气就参加了70场，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位名叫刘爱国的律师一共参加了110场在昆明举行的各种听证会。这位昆明律师，被戏称为“中国听证帝”。（新华网 10月26日）

“听证帝”一出，所有“听证专业户”都相形见绌。“听证帝”不是“听证哥”，帝要有帝的霸气。而之前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在7年间不过也才参加了19次听证而已。但是，此“听证帝”的新闻被报道之后，并没有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与评论。或许，在“听证专业户”新闻满天飞的语境下，网友们麻木了。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位“听证帝”不是麻木的演员，他对于听证会爆了许多料。

“听证帝”刘爱国有价值的爆料，在笔者看来，至少包括以下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听证会现状的评价——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听证会是在走过场，老百姓的意见都被公务员大军淹没了，有的人直接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派来的“关系户”；第二句话是，凡是我自己主动报名参加的，90%都能成功；第三句话是，各种听证会上都有“红包”行情，一般听证会也就是100-200元，少点的给50元。综合来看，《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于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到现在为止已近三年，但是，囿于种种现实，各地的听证制度仍然未进入轨道。

听证制度未进入轨道的原因其实有许多。单纯的批判个别专业户的不独立立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舞弊行为，并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在笔者看来，《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制定实施并不足以保证整个社会就会立即进入听证制度的良性运转状态，更主要的，一些土壤性的变化还未发生。

从刘爱国的爆料中可以得出，完善听证制度还应该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其一，要调动广大市民对于听证会参与的积极性。“凡是我自己主动报名参加的，90%都能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杭州市“听证专业户”崔盐生也说，“市民参与性不高”才会出现“专业户”。那么，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可以尝试着多几次报名；对于相关政府部门而讲，则要对听证会的报名渠道与其他相关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公诸于众，做到信息完全透明。

其二，要规范对参加听证会人员的物质奖励，要严格与“收买”区分开来。“红包”的问题虽然不至于构成行贿受贿罪，但也比较暧昧。那么，各地听证制度就应该统一制定一种定额的奖励方案，而且必须透明阳光。这种奖励方案要规避政府部门“关系户”的存在，更要对参与热情高的市民以适当的鼓舞。

批判若无建设，则批判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听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市民基础的扩大，需要公民意识觉悟的提高，更需要政府部门对听证制度公开透明等程序正义的完善以及对公众参与热情的激发。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出现“听证专业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无法从这些“听证专业户”的身上看到当下听证制度的缺陷并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