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人的移民，一般都会想起美加澳，而近十年来，却有一群人将目的地锁定云南，形成一波新的『移民』潮，这些『移民』大多自嘲为loser。他们无法适应那些难以撼动的竞争逻辑：成者为王，不成为寇，多样性、包容性价值观的空间被挤压到所剩无几，他们开始陆续定居云南，在这一片风景优美、民族融合、且房价未涨的土地上组成『城市失败者联盟』。他们在那里似乎找到了心中的自由，以及安放心灵，乃至尸骨的地方。

文 | 壹读iRead记者 靳锦

农历三月二十八，作家野夫背着一袋白花花的大米，来到大理附近的西门村。村子古香古色，主街道两侧坐满了衣不蔽体的乞丐，绵延数里。他们大多数身有残疾，行动不便，却井然有序，野夫路过他们的时候，在每个人面前的碗里撒下一把大米。

这一天是花子节，也是野夫口中的“丐帮大会”。相传执掌阴间事物的东岳大帝今天过生日，要把死鬼放出来游玩一天，让叫花子也来接受施舍。

“他们是在讨米。你在城里还能找到讨米的乞丐吗”？野夫问道。城里不能，大理可以。旅游开发日趋完善的今日，大理仍然保持了神秘感：为何还有如此之多乞丐，他们如何到达这里，是否有人组织。在作家野夫眼中，这种仪式性的行为颇有古风，甚至有“行帮或者半秘密社会”的感觉。吸引他来大理定居的原因之一，就是出门口不久，就能碰见这样的“江湖”。

近几年，“到云南去”和之前的“到西藏去”一样，成为文艺青年必修的功课。无处不在的旅游手册介绍说，“到西藏去”可以净化都市尾气里苟延残喘的疲惫心灵，而“到云南去”则可以在苍山听风、洱海观月的行为中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趣的是，西藏成为旅游热点，而云南，尤其是大理成为了热门的定居点，定居者中不乏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分子群落。

    江湖

柴静到大理，野夫开辆老富康去接她，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柴静由此写下那篇流传很广的《日暮乡关何处是》。

“江湖”是野夫钟爱的词。“江湖是什么？就是民间社会。”野夫解释道。“牛鬼蛇神”—柴静这么总结。除了背米去花子会，野夫还有更广的“圈子”，开客栈的、摆地摊的、出租书的、卖首饰的，都是乡亲好友。

野夫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大理写成，买一大背篓的菜放在冰箱，在苍山下的院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天。觉得寂寞，去老友开的酒吧喝酒，来往的都是性情中人，常常有人因言论不合，直接从二楼被扔到墙外的荒草中去。派出所开始还问问，后来摔得多了，也没出人命，就再也不肯来了。

谈禅论道更是方便。野夫常去山里见大理无为寺的大和尚，问问是否要带油米，朱红的寺门，两边楹联也是野夫写的，“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唐代，云南与东南亚交易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成为佛教东传之路。因为与越南接壤，传教士在越南法属殖民地时期北上，带来基督教和西方事物，至今云南中部偏远的藏民家里仍有酿制葡萄酒的习俗。南接三国，地育26个民族，各种宗教并行不悖，野夫得以在住所方圆之内，看花子，交游子，访僧人。

2006年，野夫离了婚，也厌倦了已经做了近十年、颇有成就的书商生涯。他关闭了图书公司，遣散员工，勾销了百万账本，一个人开着车直奔大理。

他前半生跌宕起伏，当过警察，也蹲过监狱，赶上民营图书公司兴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赚了一笔钱，却发现自己过着“四十岁还在为一万块天天电话向人要钱，和黑社会一样”的生活。之前到大理，出身土家族的野夫感受到了“在故乡也没有感受到的家的感觉”，老街、青石板路、瓦房顶，都像童年时小镇上的光景。“毁家之变”后，野夫决定去大理。

这个“家的感觉”并没有被更多的人呵护，至少他的第一个房东如此。房东同意野夫先付首付，余下的钱再凑，不久却反悔，硬要他拿出26万全款。野夫不得已只好另寻他处。

但租房子并未给野夫后来在大理的生活造成更多的困扰。在苍山脚下找了个院子住下后，他享受着作家向往的平静生活，并继续发现“江湖”的神妙，“这是我可以埋骨的地方”，他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没有产权就没有安全”，前媒体人陈朗感慨道。他也有一个田园梦，在玉龙雪山脚下找了个农家小院租住，房租签了20年。他还将居所的一部分改建成客栈，招待来往的朋友。

对于在云南的生活，陈朗比作家要少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描述，“北京有的人，这里都有”。云南意境开阔、风物宜人，农庄梦容易实现，但“理想国是不存在的”，陈朗摇了摇头。

庙堂

陈朗在媒体圈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1995年从事媒体工作。1999年，他26岁，出差途中遇到一群得了“奇怪的病”的人。出于记者的敏锐，他没有坐到目的地，而是沿着这条线索调查下去。震惊世界的河南“艾滋病村”浮出水面。

他在那篇轰动的报道艾滋病的文章上署了真名。后来，报社要求他用一个新的名字重新工作，他从此很少用到自己的真名字，偶尔有人喊他，他竟感到陌生。从2000年到2001年，他自费走访了30多个艾滋病村庄，并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河南农村艾滋病报道”；同样是2001年，他被开除了。这一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承认了河南的艾滋病问题。

陈朗2011年在云南大理附近租下了个小院子。之前找院子就花了好几年，他去了腾冲、香格里拉等地，最后在玉龙雪山下找了个地方，抬头见山，锄花篱下。他对自己定居点的要求是：要有山有水有田园；不能离城市太远，也不能太热闹。他在院子里种下蔬菜和花，但主要是雇人打理，“想要有田园的感觉，又不想自己动手”。

不同于其他定居者，他仍然担任北京某杂志要职，虽然每个月会去大理的房子小住几日，但北京的一切都还压在肩头。2004年，他宣布淡出艾滋病报道。2005年开始，他担任南方某媒体驻京记者，继续关注社会民生。今年，他办了一本新刊，在一个媒体人职业化的道路上走到了高层。

他亲自设计了在大理的房子。虽然位于远离旅游区的村子，但重新装了热水、电、网络，几十平米的大客厅中有投影仪，看电影很方便。他甚至做了个玻璃房子，晚上吃饭，抬头便是灿烂星辉。在《哈利·波特》里，这样的场景在霍格沃茨出现过，不过需要用魔法变出来。

揭露艾滋病的道路艰辛，他曾见感染艾滋病的24岁青年在自己眼前暴毙，也曾因报道艾滋病而被迫北上。多年前，一位艾滋病病人粗糙的手划过他的手背，甚至留下了渗血的伤口。作家阎连科听他讲了艾滋病村的故事，回去写了小说《丁庄梦》。陈朗痛惜时至如今虽然艾滋病已经“去政治化”，但病人仍遭歧视，自己的努力“像拳头打在软绵绵的墙壁上，没有回力”。

“在自己的行业里，该做的都做了，也做得足够多了，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陈朗说，他决定缓慢交出手头的工作，定居大理，做个自由人。“‘这里’和‘那里’都是一样的。若说区别，就是一个不同人生阶段的选择，现在去云南的这批人，就是当年去北京的那批人”。

摄影师程昌是从“那里”到“这里”的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位。他29岁，之前在北京做专职摄影师。程昌的家人都从事摄影，“睁开眼看见的第一缕光线就是我爸在摆弄胶片”，自己的摄影师生涯也如鱼得水。他曾为《昕薇》、《时尚》等各大时尚杂志拍摄照片，镜头前的尤物，是演员、模特和亚洲小姐。

现在他主要拍大理的特色客栈、风景和民俗人像。最近拍摄的一组大理村民，人物脸上的纹路皱成一朵花，他也不需要修片了。程昌2012年的春节来到了大理，在古城内开了个咖啡馆。他穿麻布的衣服，正点吃饭，想要和朋友聚餐了，一次叫10个朋友，大家20分钟内就到齐，不用再从各个环线上飞奔到某个用可疑油的小餐馆，还需要提前半天通知。

程昌并未在职业上遭遇不可解的困境，虽然也会表示“美女看多了都头疼”，并叹道“圈子太乱”。他搬去大理的2012年，国内的新闻里充斥着问题牛奶、塑化剂风波、勾兑酒和瘦肉精的新闻；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持续披露，人们才发现北京的空气质量在P M2 .5的标准上从未达标。“我浑身是毒”，程昌感慨道。他和妻子决定在云南养两年，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去，再生个孩子。

但都市从未做过大理的对立面，“庙堂”也没有淡出过“江湖”的关怀。时尚摄影的收入仍然支持着程昌开咖啡厅，他要先给湖南卫视拍一组美女照，才有可能去拍靠在洱海边上的一只悠闲的藤椅。纵然已经宣布“中年记者职业理想已死”的陈朗，仍然不忘继续在微博上关注、转发民生话题，他最近发言的焦点是河南的平坟问题。

“你看过电影《最爱》吗？”我问陈朗。《最爱》是导演顾长卫2011年拍摄的一部有关艾滋病人的故事片。

健谈的陈朗陷入了一阵沉默。“没看过，也不想看。我参与得太深了。”

向云南“移民”（二）http://blog.sina.com.cn/s/blog_aa875eee01018jl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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