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湖北少儿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发行

天可变，道亦可变(后记)

以往每写完一本书，我都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但这本书收笔后，我却感到沉重，许多天不能解脱。

雌狸香团子死了，男孩大眼睛死了，花狗也死了。它们被合葬在一座坟茔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里面会传出温馨、安宁的歌声。

这是一个我不愿意面对却又无法绕过的结局。那样可爱的河狸，那样天真的男孩，那样忠诚的花狗，为什么会死？难道只有当人类、河狸和花狗们失去了生命之后，才能和睦共处？才有天下太平？

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不论是男人白头、男人长腿还是沙田村的人们，都不会以杀戮和灭绝河狸为快事。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

我们相信，河狸种群以其相对弱小和低能，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与人类作对直到灭亡。但是，它们却这样做了。

我们相信，花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从和讨好人类。但是，人类却把它抛弃了。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什么这世间的一切生物都要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结果又往往是个悲剧？

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哲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即大自然，它生出了万物，却对万物缺少仁慈呵护。只要它高兴，狂风、暴雨、干旱、洪涝，乃至山崩地裂，可以使无数的生灵像刍狗一样，瞬间便毁灭消失。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博物学家达尔文把自然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每一个楔子就是一个物种，每一次敲击就是一次天择，而每一次天择的结果，就是排挤出适应力较弱的一个。这就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相比之下，作为哲学家的老子更多一些悲天悯人的主观性。他把万物的悲剧归咎于“天地不仁”，所以发出愤懑的呼号。而作为科学家的达尔文，则更多一些冷峻的客观性。“物竞”也好，“天择”也罢，最高的原则还是“适者生存”。

一个强调自然界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强调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道理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是渺小卑微的。它们在各自按照自己的生命法则延续着、生存着、发展着。它们在繁杂的生活环境中相互竞争着、拼杀着、依存着。但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又都只能服从于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喜怒哀乐而别无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大绝唱》的悲剧结果，我们会生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无可奈何。

但是，既然天地以万物为刍狗，万物为什么还能生生不息？既然不断有楔子被排挤出去，为什么还会显得拥挤？又有谁能把它们论证得更加透彻有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质疑。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现为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的许靖华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新著《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中，他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旁征博引，特别对恐龙灭绝的原因，这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进行了考证。他一个个地否定了中毒说、饥荒说、严寒说、温室效应说等等许多恐龙专家言之凿凿的论点，同时也否定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他还特别指出，恐龙是灭绝在其种群的鼎盛时期，而且它们在横行了一亿六千五百万年之后，仍然是当时最先进的动物，并未显示出任何衰败的迹象。这又否定了达尔文的“渐变论”。

那么，许靖华的论点又是什么呢？是既非“物竞”又非“天择”，纯粹取决于“偶然”和“时运”的“灾变论”。

那么，这“偶然”和“时运”又取决于什么呢？许靖华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的智慧还无法判断的”。

显然，生命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且令古今中外的学者们苦苦探索，否定之否定而终于未得其果的命题。

既然如此，我又怎么可能在一篇乃至几篇小说中说得清楚呢？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这样或那样一些生命现象，用文学的手法尽可能客观地表现出来，让我的读者去感受、去领悟，从而得到启发和升华。

这就是我在1991年前后，分别以红蟹、褐马鸡和旅鼠为主人公，连续写出《大迁徙》、《大拼搏》和《大毁灭》三个中篇小说的初衷。

几年来，这几个中篇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读者的喜爱，所以，又有了这个以河狸为主人公的《大绝唱》。

早在“大迁徙”系列的作品讨论会上，就有评论家指出，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不必一定被排除在这类小说之外，关键在于怎样把握。我觉得有道理，在写《大绝唱》时，河狸种群的生存环境中，就出现了人类，当然也是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这里的人类，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而是和红蟹、褐马鸡、旅鼠、河狸等一样，是天地之间的“刍狗”，是自然界中的“楔子”，是与万物平等的一个种群。

当年，为了将“大迁徙”系列区别于童话、寓言和动物小说，我曾吃尽了苦头。如今，又为了将这一系列区别于传统的人类小说，我又费尽了心机。不过，我相信，创作者的追求就是永无止境的创新。唯有创新才有刺激，才有生命。写到这里，我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生存在天地之间的所有物种，高等如人类，低等如草履虫，凶猛如虎豹，弱小如飞虫，无一不是为了自身的延续、生存、发展而竞争、拼杀、依存。不论其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它们的生命过程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也许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和美学意义激励着我试图用文学之笔去介入科学的领域，用有限的生命去探索无限的生命奥秘，用客观兼容的态度去面对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

既然小说中的生命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哲学的命题，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我们又何必拘泥于孰生孰死的悲哀？那座人、河狸、狗合葬的坟茔里，又为何不能传出温馨、安宁的歌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