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当初，人类对栖息地的占领是为了生存，如今的撤出也是为了生存。但是前者带来的是成就的快感，后者却是脱胎换骨，痛不欲生。别无选择，长青人走在了我们的前头。

唉，看起来，人类也不容易啊！

“是机遇。”长青森工局的副局长郑松峰说的是自己，也是长青森工局。

1947年，在褒河和汉江汇合的地方，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出生在一户穷人家。男孩的哥哥和姐姐，出生不久都病死了，男孩能保住吗？母亲忧心忡忡，父亲唉声叹气，爷爷闷着头抽旱烟。

男孩果然病了，发高烧，抽风，昏迷不醒。母亲咬一口男孩的拇指，流血了。男孩睁眼了，母亲流泪了。

可没多久，男孩又昏迷了。母亲又咬拇指，男孩流血，母亲流泪。

三番五次，男孩的拇指少了半截，却不再流血。男孩的眼睛闭上很久，也不再睁开。母亲心碎了，父亲绝望了，爷爷用草席裹了男孩，装上板车，拉到河滩上去掩埋。

挖好了坑，解开了席，老泪纵横，最后再看孙儿一眼：

泪水掉在拇指上，拇指动一动。

泪水掉在胸脯上，胸脯耸一耸。

泪水掉在脸蛋上，眨眨眼皮睁开眼，男孩又醒了。

河坝上，也住着一户穷人家，李大叔惺惺惜惺惺，劝爷爷：“留下吧，放我家，有一天算一天，死了我来埋，活了我养着。”

一年后，李大叔把两周岁的男孩送回家，母亲哭，父亲笑，爷爷拍着男孩的脑袋瓜说：

“快认干爹和干妈。捡回来的小小子就叫捡子吧！”

五十年后，面对虎背熊腰的郑松峰，我无法相信，他就是捡子。他就给伸出手，给我看少了半截的拇指。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捡子的体验，也是郑松峰的经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得通。

长青森工局的一把手就想不通：森工局改成保护区，两千人减到两百人，我这个局长该怎么做？500万美金听着多，分到人头能管用？说一千道一万，砍木头才是铁饭碗。

郑松峰是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山上的情况最清楚：砍木头砍了二十年，四万公顷砍掉两万九，顶多再砍七八年，山上的木头全砍完，铁饭碗照样要砸烂。到时候，哪里去找美金五百万？

一把手还是想不通：砍了大树砍小树，砍了这山砍那山，周而复始砍不完。

郑松峰心中有本账：大树出材多，小树出材少，同样费工费时要运输，收支没法能平衡。想想吧，还是激流勇退好，莫到山穷水尽时。

领导干部还能好好说，革命群众可就管不了那么多。陕西省的林业厅长、劳动厅长来长青，了解情况搞统筹。消息一传开，哗啦啦来了几百人，声泪俱下讨公平：

辛辛苦苦一辈子，森工局没了，我们谁养活？

一家几代干林业，让我们哪里去谋生？

熊猫重要还是人重要？

熊猫要活我们也要活！

从白天到深夜，一辆大轿车，封了办公楼的门，不给个说法，你们别想走。从老人到孩子，躺的躺，坐的坐，睡在楼道里，找不到出路，我们哪里也不去。

看着自己的父辈、同辈和晚辈，郑松峰情不自禁掉眼泪。从林校毕业到长青，风雨同舟几十年。从伐木工到副局长，摸爬滚打同路行。他们的心情他理解，他们的处境他清楚。

砍木头，运木头，没文化，缺技能，挣钱全凭卖苦力，就算给他三五万元的遣散费，也找不到工作去挣钱，找不到庙门去磕头。坐吃山空也就三五年，如何养家糊口打发后半生？

住深山，吃深山，没经验，缺精明，了解社会全靠看电视，就算给他几百万，进城投资滚雪球，也难保不被坑蒙拐骗一场空。到头来，血本无归，债台高筑，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最好的出路是留下，好歹有个饭碗能糊口。可是，两千多人只要两百个，谁走谁留只有靠抓阄。抓不中的哭天抹泪喊命苦，抓中了的也是一脸茫然忧心忡忡。砍木头变成搞保护，头脑要清洗，观念要转变，知识要学习，技能要更新，万事重开头，这个饭碗端着也不轻。

尽管流泪，尽管同情，郑松峰还是不改口：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是机遇不是劫难，是生路不是死路。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800多人拿了投资去滚雪球，商贸公司盖楼花掉1680万，空着宾馆没人住，又欠下贷款800万；工程公司建起来，没资质缺技术，揽不来活，发不出钱，只能大眼瞪小眼；运输公司更凄凉，管理散，经营差，放长假，只有三四个人在看摊……

“是报应。”老板娘站在我身后。

“你怎么知道？”

“宝宝他爸就是长青人。”

“怎么不见他？在打工？”

老板娘摇摇头，脸上开始晴转阴，阴转雨：

离开老家嫁给他，图的就是人老实，有工资。他壮实，又能干，砍木头，月月都超额，年年评模范，能吃苦，倔脾气，受了伤也不吭声，缠着绷带还上山，谁劝都不听。冬天放长假，带着工资回四川，村里的姐妹都羡慕，说我傻人有傻福，找了个能挣钱的好丈夫。

宝宝出生那一年，就听说长青要散伙。我说，别人走，咱不走，咱听话，咱能干，咱不贪，只要有口饭，哪怕是稀饭。他说，要走两千人，只留两百人，谁走谁留领导也难办。

后来就说要抓阄。我让他洗澡换衣服，我帮他烧香许了愿。老天不长眼，还是抓了个空，只给了一万块。我说咱拿了钱就回四川，他说长青生长青长，看惯了长青的山，吃惯了长青的饭，舍不得。

舍不得就去找工作，一找就找了大半年。样样工作都要文凭，扛大包的还要高中生。他没文化，又老实，就算找到了，也干不了三五天，挣不了几个钱。大人要吃穿，宝宝要看病，眼看着一万块钱就花了小一半。

记得那是个夏天，他兴冲冲地跑回来，说是要钱合股做买卖。我问要多少？他说要5000。我问靠得住？他说是朋友。我问做哪样？他说你别管，做好了能发大财，做不好也能保本退回来。

转眼就要过春节，要买肉要买面，宝宝生病要上医院，一万块已经底朝天。我说咱买卖不做了，你把本钱拿回来。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分钱也没拿回来。

年三十，大人愁，孩子哭，眼看就过不去这个年。没想到，长青工会想着咱，送来200块过年钱。七尺高的汉子流泪了，拉着我和孩子就下跪，大人孩子哭成一团。

年初一，一早起来他又去要钱。我说吃了饺子你再走，他摇头。我说大过年的，不好空着手，买瓶酒，买条烟，他还是摇摇头。他亲亲宝宝就走了，抛下我们孤儿寡母就走了……

（选编自方敏著长篇纪实文学《熊猫史诗》下一篇“神秘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