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病 危

今天上午9点半，我刚刚上完课，接到二侄子的电话：“奶奶病重，爸爸叫我打电话给你；同时又叫二伯伯也立即回家。”听到这里，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因为二哥身体不好，自身难保，平时给母亲看病，均是我或者和大哥一起送去医院。于是我立马赶回家。

看见母亲躺在床上，脸上还有些许血色，只是昏迷不醒。大哥告诉我，刚才火柴厂朱医生来看过，检查一下后说：“左眼瞳孔已放大，心跳微弱，说明心脏功能不好，应考虑后事了。”我听了很吃惊，就去看了下母亲的眼睛，果然如医生所言。

我对大哥说：“应立即进行抢救。”大哥“啊”了一声，不说“可否”。

我立即赶到火柴厂，朱医生不在，“生命只有一次，抢救要紧”的念头支配着我的大脑。于是骑车来到附近的闸口卫生所，好不容易请来了医生。医生作了多方检查：查心脏、搭脉搏、量血压，查眼睛和四肢。检查结果，医生说，血压：188（收缩压）76（舒张压），脉差大，说明动脉硬化，一只眼睛瞳孔放大，相应的手脚有些瘫痪，加上深度昏迷，说明是小脑出血。

“脑溢血！”判断已明确，我意识到应立即抢救，不能延误。我即要求医生就地抢救。医生说：“我一边开药，一边请你们叫急救车送医院。”我“嗯”了一声，跟他到卫生所拿药请护士到家打针，但缺少止血针，因为卫生所的药房已关门（此时已是11点半，下班了），止血针拿不出来，我一边叫外甥女到火柴厂医务室取这种药，一边自己到火柴厂传达室打电话去叫急救车。

刚接通电话，急救站问我病人情况时，大嫂赶到了，对我说：“你出来一下。”我放下电话，走到厂门外，大嫂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到急救站，母亲回不来了（若死的话，尸体拉不回来了）。”

这倒是一个问题。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抢救要紧，她（他）们想得更“远”，想到母亲的后事，是土葬，还是火化。因为到医院回不来的话，肯定是火化。而这，我一个小儿子是决定不了的。况且，土葬是母亲活着时候的强烈愿望。为此，五六年前，我到我妻子的农村娘家购置了一口棺材，一运到了家里，母亲脸上就露了笑容，感到宽慰。顺应母亲的要求，是我们儿辈应该做的。

这样想来，电话是不能再打了。当时，我并没有去猜度大嫂的本意，考量她的“良苦用心”。

回到了家里，外甥女告我，火柴厂医务室没有止血针；海月桥药店也没有。打止血针要到2点卫生所上班。

啊，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脑在流血，止血针搞不到；打急救站电话也不让打。母亲，这不是让她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逐渐地死去吗？这时的我，头脑虽是清醒的，但也无可奈何呀。

挨到下午1点40分，我立即去卫生所叫来了医生，给母亲打了止血针。医生告我：“我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们应立即送医院。”天哪，这又什么办法呢！

后来听到大哥的话：“你叫医生抢救，叫急救站的车对我压力很大。”我懂了，大哥大嫂是不打算对母亲进行抢救的。这一天，大哥没有上班，在家休息；早已退休的大嫂、二姊也在家。如果要抢救的话，他们应在我到来之前就叫急救车的呀。

二哥下午1点左右到家。听他的口气，抢救母亲也不积极。只是我叫医生，死马当活马医，他们也不能说三道四，加以阻止。

   （记于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