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开始听自己的话

茉茉宫

       在那个寒冬之前，整体上，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好孩子。

       当然，对于当时我那整天忙于生计的父母而言，所谓 “好孩子” ，说白了要求其实只有两点：一是成绩好，二是少向家里要钱。这样，就保证了他们既不用担心在家长会上被老师骂，也不必在生活中经常扮演起黑着脸对孩子说 “不行” 的坏人，一家人在一起至少总是看起来其乐融融的。

       除此之外，我那些打架、喝酒、逃课、恋爱、泡台球厅、打电动、苦练连笔字帮助同学伪造家长签字，挑断教学楼的保险丝以便大家提前放学之类的混账事，统统都不算什么，完全不会撼动我在左邻右舍叔叔阿姨心中那个 “好孩子” 的印象。

       简而言之，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老天爷，保佑我从小到大一路成绩奇好，结果也造就了父母常年放纵我像棵野草般毫无禁忌地生长，在这广袤苍茫的天地之间。

       不过，尽管如此，传说中的青春与叛逆，虽然迟是迟了一些，最终还是拜访到我们。

       那时我18岁，刚刚上大学，生活还是和以往一样自由自在。唯独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每个月他们要往我的银行卡上打生活费。不是具体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长期生活在小城镇的两个老人，向来花钱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分分钱都会当 场数得门儿清，对于突然出现的金融汇款极度地不信任。

        每一次，他们都是刚刚在银行柜台给我汇完钱，就马上火急火燎地往家跑，然后再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那时还手机还没普及），要求我也必须火急火燎地赶到校园里的提款机上 “查查到了没有”，等到确定到帐了之后，还要立刻再回宿舍打电话报告他们，整件事才算进入尾声，大家都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一来二去，我真的是烦透了。

       他们总是为了不确定生活费是否到帐而着急，而我则是为了总是无法安抚着急的他们而着急。

        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解释：真的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们把收据留好了，真的发生什么纰漏，银行也会查清楚的……统统都没有用，搞得就连住在我下铺的那个倒霉姑娘，月月都跟着我焦虑一次，简直比大姨妈综合症都准——那时候全宿舍6个人合用一部电话，她的床铺离电话最近，基本上每次电话铃响起都是她先接通，之后再转交给其他人。不幸赶上哪天我家打过来我又不在，我焦虑的妈就会拜托她提醒我赶紧去查账。

       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我终于熬到了一个学期的结束。

       到家以后，一天午饭时，我无意间了解到，家门口附近的公交路线做了调整，原本1块钱可以直接坐到工商银行的那路公车被取消了。于是妈妈每个月都需要先坐车坐到公交总站，然后再步行大约两站地的距离才能到达银行柜台给我汇款，之后还得再步行两站地到公交总站坐车回家——只为省下那 “额外” 的两块钱。

       2000年的冬天，很冷的。

       我心疼我的母亲，于是立刻提出停止这一毫无意义的汇款，要他们开学时把下个学期的生活费直接都给我。

       可是他们不同意，理由依旧是那个可笑的 “怕我丢了” ——他们对于类似问题总是抱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假设：如果哪个月我一不小心把生活费丢了，他们只须再补给我当月的几百块钱；但是如果如我所愿，一下子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都交给我，结果又不小心丢了，那岂不是一下子要损失两千块？

       客观地讲，其实我们家并不是那种特别缺钱、特别贫困的家庭，而只是由于父母小的时候穷怕了，留了心结，所以对于钱，他们总是有一种毫无理由的紧张和不安，总是要求自己无底线地减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花销。

        如今提起来都有点儿觉得可笑，不仅当时我的母亲会为了节省区区两元钱，在冰天雪地里多走大半个小时，就算是多年之后，我的父亲依然认为有孕在身的我，在去产检的路上选择乘坐两元钱一位（保证有座位）的小公共汽车，而不是去挤一元车票的大公共汽车，是一种十分可耻的浪费。

       回到那天的饭桌，我反复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他们臆想中的那种 “不小心”，同时也说明其实我早就厌倦了每个月火急火燎地去查账的尴尬，但是他们，尤其是父亲的态度依旧不容商量。他就好像是突然之间在头脑的外围长出一圈坚固的外壳，把我努力向他说明的每一句话统统反射回来。最后甚至完全无视我的恳切，冰冷冷地扔下一句：“算了，你直说吧！你想买什么？”

       啊？

       那一瞬，我整个人蒙掉，只感觉透不过气来。

       不是 “似乎” 不会，是真的连呼吸都停止了。

       记忆中那个被瞬间冰冻的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终于重新找回了呼吸，以及那个，不知道被抛到宇宙中哪一个异次元的自己。然后，无声无息地，轻轻放下筷子，什么都不再说，离开了饭桌。

       ……  

      这就是所谓的青春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从那个冬日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多地不听话，越来越坚定地做那些明知父母会不高兴、不满意、不赞同的事情。比如在大学毕业时放弃前途看似光明的公务员生活，转而选择了一个很偏门的专业继续学习。再比如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管他是不是准备好了所谓的小洋楼和巨额礼金。

       我开始变得很听自己的话，并且微笑着去承担那些选择带来的各式后果，不后悔，也不抱怨。就像当时刚刚大一的我，在权衡了过“缓解父母头脑中的焦虑”和 “确保母亲现实中的安全”之后，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一样，我一步一步地，没有太多眷恋地告别了那个“好孩子”的名号，转而自顾自地去闯荡生活，同时也开始尝试着转化角色，在生活的很多场合里做父母的父母。

        有时我会怀疑，也许这种让人略感残酷的青春叛逆，恰恰也是父母隐匿已久从未说出口的心愿——孩子终将长大，终有一天，不再需要蜷缩在父母眼中的天空之下，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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