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纯洁性、信仰的明晰性、对理性的执着、伟大传统的实质，这一切都归结为雅斯贝尔斯的基本意志，这就是：它们应该表现出在全部思维领域里进行交往的可能条件，而这种交往在总体性国家是被抑制的，甚至已经失去了可能性。因此，雅斯贝尔斯当时可能进行的反对那个时代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这样一种斗争：它不是公开的反抗，而是内心的抗争和思想的叛逆；它不是政治行动，而是在净化一切理性的政治基础。

在这些年谨小慎微的沉思中，除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以外，雅斯贝尔斯没有能拯救任何人的生命。他没有证明真理，只是默默地工作，独善其身；他没有铤而走险，充其量只想用自杀来结束面临的暴力；他不是一位英雄，只是不顾一切地保持着对理性的执着信念。

战后不久，好多家报纸载文，把雅斯贝尔斯描绘为一位英雄。雅斯贝尔斯在《莱茵-奈卡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反对这种虚假的颂扬：失真是有害的，即使它出自善意……对这种虚假的颂扬，我们在纳粹时代以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感。我不是英雄，而且也不想当这样的英雄。”

他在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希特勒国家的看法时又谈到类似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四五。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没有这样做，哪怕自己也遭杀害。相反，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活着，这就是罪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受到过何种屈辱。”——[德]汉斯·萨尼尔著，张继武、倪梁康译．雅斯贝尔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8：66

雅斯贝尔斯提议不让这样的教授们任教：一、他们无论在其业务活动还是非业务活动上都玷污了他们职务的尊严；二、他们热衷于派系之争，而把科学目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置之脑后；三、他们利用其派系的势力排挤或伤害同事和学生。——[德]汉斯·萨尼尔著，张继武、倪梁康译．雅斯贝尔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8：69

今天大学首先要做的是废除任何形式的领袖原则，这是大学生活无法容忍的。必须反对教授们的三种危险：冥顽守旧、特权化和结党营私。——[德]汉斯·萨尼尔著，张继武、倪梁康译．雅斯贝尔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8：70

讲师与大学生同属成就和品格决定的精神贵族等级，它是一个以民主形式管理的等级，在这一等级中存在着一种相互理解关系。

大学的任务首先是致力于纯洁的科学。它虽然处于不受国际约束的天地里，但是它并不在政治生活的彼岸。这个时代所真正必需的是要明确教与学的对象。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现在比平静的、相对稳定的时代里显得更为重要。在今日之德国，重新造就我们的社会意识是研究的主要问题。——[德]汉斯·萨尼尔著，张继武、倪梁康译．雅斯贝尔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8：71

由于当时一切权力都归军政府，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作家不要积极地干预日常政治问题，而要致力于制定一部国内的精神-道德宪法，它才是一切未来政治的根据。

凡是原则坏的第发，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即使它外表上乍看起来似乎是好的。如果他积极地参与了罪恶战争的准备与进行而对人类犯有罪行的话，雅斯贝尔斯就认为此人在道德上是有罪的；如果他以有罪过的被动性忍受了所发生的事件，不想进行公开的反抗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雅斯贝尔斯就认为此人负有政治责任。从政治责任的意义上来说，所有战后幸存的公民都有责任；从道德上有罪的意义上来说，只是个别人有责任。因此集体罪过只是指集体责任而言。因为无人可以逃脱这种责任，所以大家都要着眼于未来，把现时的零点当做转折点，由此而通向自由和民主，通向各民族的统一，进而扩展到欧洲的统一、西方的统一，以及世界的统一。我们所开拓的事业是非凡的共同命运，即世界之统一，由于技术现实，这种统一已如此确凿无疑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当年在地中海沿岸人民面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德]汉斯·萨尼尔著，张继武、倪梁康译．雅斯贝尔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8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