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乌拉街著名古建筑——圆通楼（1933年）

乌拉街镇“老十字街”（1933年）

                 乌拉街匪患*

乌拉街为吉林城北第一大镇，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自前清至民国初年，商贸繁荣，百姓安居乐业，300余年未受刀兵之苦。但在1922年和1932年，却两次遭到土匪大肆洗劫，商民损失惨重。

1922年9月9日(农历壬戌年七月十八)半夜，一伙报号“小傻子”的土匪约近500人，割断电话线后攻入乌拉街。当时城内驻有官兵一排人，保安队30多人，警察10几人，抵抗两小时后因寡不敌众相继退出城外。土匪进城后，先是焚毁了兵营、保安队部、巡警局，然后对各商号和富户进行空前未有、长达两天的洗劫。退出时还绑走100多人当成肉票。当地将此次灾难称为 “跑小傻子”。

乌拉街首富、打牲乌拉第31任总管赵云生的府邸“后府”损失最重。土匪翻箱倒柜，还打开地窖，把金银财宝搜掘一空，装上几十匹马驮。这还不算完，又将当家人乌音保（赵云生长子，字宝臣，打牲乌拉末任总管）绑走，最后被折磨致死。吉林名士成多禄有个姐姐，大排行为五，嫁与赵云生次子富森保（1856～1913，字锡臣），正逢此难。成多禄在《五姊七十寿序》中特意写到: “遽丁壬戌土匪之变，全城荡然，不独财尽，人亦随之。其一家琐尾流离、颠连无告之状，有非常人所能堪者。当其避居江上，易衣而出，数米而炊，困惫极矣……。”赵家尚且如此，别家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位曾在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担任过武职、名叫毓魁的老人，就被这场匪灾吓成重病，不久去世。在他的碑文中这样写道：“不料民国壬戌岁，匪陷乌城，衰年遇乱，胆裂心惊……。”

此时成多禄的妻兄魁陹（字星阶）正任吉林省代省长（督军孙烈臣移于长春办公），闻知乌拉街失守，惨遭土匪蹂躏，十分震惊，忙派官兵追剿，不准赎票。但3个月过后，仍不见成效。12月初，土匪“小傻子”又攻破伊通县城。在此情势下，魁陹被迫引咎辞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些官兵加入了抗日队伍，有些则携械为匪，社会极为动乱。周边一些富户纷纷来到乌拉镇或到吉林城避难。当时乌拉街驻防军队有一个团，人数500，因团长姓阎（名惠

卿），也称阎团，警察数量不多，商会也设法出钱与军警协力御防。城外挖战壕10余里，皆由镇上民众出钱出力。1932年8月1日，有土匪“三合”、“义顺”、“九江”、“青山好”、“占山好”、“占东洋”、“占东边”、“忠厚”、等10几个绺子、数千之众围攻乌拉街。阎团此时表面虽属伪军，但表现尚勇，历经一昼夜的激战，终于将土匪击退。这伙大股土匪又转攻丰口、学古、亚复、北兰等村的大排会（因有枪支和炮手，也称响窑）。攻入后，放火烧房，大肆掳掠，为所欲为。

是年8月下旬，“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冯占海率所部12个旅、约5万余人决定会攻省城吉林。在这种形势下，驻守乌拉街的阎团决定反正，投靠义勇军。9月6日，阎团从乌拉街撤出。殊不料，随后有土匪数千蜂拥入城，枪弹齐鸣，喊声汹涌，全城商民妇孺无处逃避，被匪徒绑走男女人票有数百名之多。所遭种种毒刑拷打，异常惨酷。“而群匪盘踞抢掳，全城百物罗掘尽空。迨群匪去后，全城街巷惟剩空房壁立，概无余物矣。当时甚至灯油、食盐尽空。”（见《永吉县乡土资料》）

此时驻守在省城吉林的日伪军队正全力应对冯占海部队的强大攻势，无暇北顾。故此，这次大股土匪对乌拉街的洗劫可谓有恃无恐，持续多日。土匪走后，市面萧条，百姓贫困，多年未能恢复元气。商民所遭涂炭之苦，比起10年前“跑小傻子”更为严重。

*说明：此文收入市政协第25辑《话说乌拉》时，题目改为《“小傻子”与乌拉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