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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无论她是否构成犯罪，笔者与众多的质疑者持同样的主张：即使吴英有罪，也罪不致死。法律，在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最起码的底线是公平。吴英涉嫌的罪名与犯罪的情节，以及五年的马拉松式审判，最终维持的死刑判决，是否公平呢？

审判，有一个无形的天平，那是公平的象征。天平的两端，笔者认为，一边是法官的良知与法律，而另一端除了用来衡量的罪行外，还掺杂了太多：它包括制度、罪行、干扰、甚至还有见不得人的林林总总。但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吴英的审判，巨贪与吴英应该适用同一个天平。

法院的判决是有既判力，应该得到尊重。然而吴英一案于1月18日宣判后，为何在法律界掀起质疑的波澜？一方面，案子审了五年；另一方面有吴英的父亲所称的有官员上书要求判决吴英死刑；再一方面，吴英有检举立功的行为。当然，还有律师的无罪辩护。所以，吴英案件之所以倍受公众关注，根本的原因便是看不见的天平自在人心，这些质疑的人们也在适用着天平来衡量吴英案件。

试看近年来对贪官的判决情况：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贪污受贿7643万元；商务部官员郭京毅贪腐845万元，民委办公厅主任杜茂基贪腐592万；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贪腐1600万元；南航集团财务部主任陈利明贪腐5366万元；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贪腐2959万元；浙江纪委书记王华贪腐771万元；中国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贪腐1196万元；天津市委常委开发区主任皮黔生贪腐7553万元；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贪腐954万元；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贪腐826万元；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贪腐628万元……就连超过亿元的陈同海也同样判处的是死缓！

对于以上死缓来说，抽取出来的理由基本上是：有自首情节；“既交代了法官不掌握的问题”；有立功表现；“有检举行为”，因为他退回了所有的赃款。这样的死缓，一缓就把死去掉了。

回到吴英案，难道这个吴英就不有一点点从轻的情节？她的检举揭发不算立功？五年的监禁审判，程序的合法性我们不说，对吴英的量刑与对那些死缓的量刑相比，吴英非杀不可？

如果说社会危害性，是判处死刑的理由，那么吴英的集资行为均是直接地侵害了债权人的债权。这种欠债不还的犯罪后果，也就是造成了债权人的直接损失。而那些贪官的罪行，不仅仅是贪污腐败数额那么简单，他们除了损害职务的廉洁性外，还践踏党纪、国法，在他们贪腐行为的背后，所造成的间接损失难以估量，比如说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他的贪腐行为又何止于造成7.23动车颠覆？更严重的危害还潜藏于未知中。那些贪官都能判处死缓，吴英就非要死刑？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吴英案件还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这是死刑案件的特有程序。因此，笔者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能亲自过问此案，因为：人命关天。我们的法律在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也应该适用最高院的原则：“慎杀、少杀”。这个原则不能只对那些贪官们适用，吴英，同样也需要这样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