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会在居住地附近遇到一位退休工人老Jiang（具体是江、姜，还是蒋，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每次相逢，他总是问：“钱处长还好吧？”我回答：“很好很好，欢迎你有时间去干休所家里做客。”临告别，他又总是说：“你去干休所时替我向钱处长问好。”
他说的钱处长，就是我的父亲，“处长”是家父在机关工作时的职务。替老Jiang问好时，父亲才告诉我，老Jiang还是小Jiang时，在机关当战士，有一年遇到了转工的机会，他的条件够，直接领导也同意，但是具体该怎么办手续他和他的领导都不熟悉。于是他去询问相关的干事，结果所遇到的人一个个满脸不耐烦，问了半天也没问明白。后来有人指点他去找钱处长，他心里也犯怵，想一个个营级、团级干事都话难听、脸难看，比他们更高一级的钱处长，能回答他的问题吗？
他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父亲热情地听了他的陈述，然后把转工手续如何办，条分缕析地告诉他，一直等他确实明白了。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他顺利办了转工手续，成为一个有户口的北京人。事后，他感慨地说：“人家钱处长那么高的领导，一点架子都没有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机关开展大家投票选“优秀机关干部”活动（以往都是领导说了算），父亲的得票名列前茅。与人为善，是父亲一贯的做人准则，也是他从我奶奶那里传下来的好家风。奶奶当年在我们老家的四乡八镇，都是有名的积德行善之人，我大爷和我父亲受她的影响，在家孝敬老人、兄友弟恭，在外与人为善，帮人无数。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他工作上的事，只知道他在机关时口碑很好，如今八十有五，许多当年的机关老同事见面还亲切地称他“钱处长”，和我们这些钱家晚辈聊天，说到我父亲，还连说“钱处长，好人好人”。
因为在机关一直搞干部工作，父亲在家基本不说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的也很少。不过有一年，我们家小孩上八一厂的幼儿园，已经进了干休所的父亲每天傍晚都帮我们去接，有一天回来还拎了一包排叉。小孩告诉我是一个奶奶送的，父亲才笑着说，那是一个文艺单位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前她在国民党军董其武部的一个军乐队里，部队起义后，她回家生孩子，过后看到解放军的另外一个单位组建乐队，就决定到根正苗红的解放军部队工作。谁想几十年后临近退休时，才发现“退休”和“离休”在待遇上是有区别的，如果按她随部队起义算，她该是离休干部，如果按她“重新”参加革命算，就只能是退休干部了。她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我父亲，我父亲想了想，问她“老单位”现在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还有人能证明部队起义时她在那个军乐队里？她马上说“有”。父亲就让她找老战友写证明材料，自己专门向上级打了报告，最终，这位艺术家获得了应得应分的离休待遇。没想过了十几年，在路上看见也退休的钱处长接孙辈下幼儿园，就过来打招呼，从路边买了一包排叉，说这是送给可爱的小孩的，不是送给你钱处长的。
也许这些事对于人事干部来说，都是按着原则办事，能办到哪步是哪步，但是父亲常怀与人为善的心态，让来办事的人感受到机关是为大家办事的地方，不是死死板板的官僚机构。
与人为善，家风永传。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心中常存与人为善之心，就是对家风的最好继承，这一点我们这一辈及我们的孩子们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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