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有幸听了北京大学考古专家严文明教授的一堂《中华文明起源》的讲座。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严老先生知识渊博，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他对龙山文化蛋壳黑陶器皿的复制指导，就很机智地解决了一个连制陶师傅都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可谓大家、全才矣！

    听完讲座，我很谦虚地把自己的《高阳大帝》奉送严教授一本，请他指正。严教授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专家，我的书其实也是反应中华文明早起历史的，尽管与严教授比学问，简直是萤火虫比日月，不过既然有这么一点亮，请严教授指点，也算我三生有幸了。严教授很客气地说“一定拜读，一定拜读”，让我很不好意思。

    在讲座中，严教授提到了一个“重瓣花朵”的观点，非常新颖。他认为，中华文明在五千年以前，文明的发展是多元化的，文化的中心围绕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区，呈现出花瓣形的分布。并且，从遗址挖掘上分析，像北方的燕辽文化区（燕山山脉、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牛梁河、东南江浙文化区的良渚、崧泽、湘鄂文化区的屈家河等文化遗址，其城墙、墓葬、宫殿等，都是工程浩大，气势辉煌。但是，这些文化最终都衰落了，在距今四五千年时，独独留下中原文明成为硕果仅存的文明流传下来。那么，为什么呢？

    严教授分析，这些文明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宗教，出土的器物、随葬品等，非常豪华，不是实用的东西，大都是敬神的物件。而这些地方，从经济角度上讲，没有中原农业区那种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建筑如此浩大的非实用工程（照现在的话可以说是形象工程），只能借助神权的号召了。人一旦把有限的资源耗用在敬神上，那么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他们成为神的随葬品。而中原文明之所以流传至今，就是也为中原文明把“王权”（也可以说是“人权”）置于高于“神权”的位置。因此，尽管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一个很强势的宗教信仰，但是，作为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我们延续下来了，并将延续下去。

    而是谁开始对王权（人权）重视，对神权有意识贬斥，也就是谁是神权和王权的分界线呢？

    应该说这是从轩辕黄帝开始，而到帝颛顼高阳氏，就是《高阳大帝一书的主人公颛顼，把他形式化、制度化。颛顼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不是打败共工氏统一中原，而是他施行的“绝天地通”的政策，把宗教仪式从人民的生活中剥离出去，把它作为专业人士才从事的工作，从而使中华民族摆脱了神的藩篱。颛顼的历史贡献，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应该是巨大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实很简明地叙述了颛顼以来，中华民族对于“神”的态度。

    世界历史，其实同样证明了严教授的观点。

    在《高阳大帝》里面，我在最后一章，同样借助那个“神”的象征物——玉琮，在玉琮与颛顼的对话中，说明了颛顼的人本思想，“人要走自己的路，请神离开吧”。

    非常高兴我十年所思、所得，与严教授的观点暗合，没有走弯路。希望大家在阅读《高阳大帝》时，领会严教授的观点，和我在书中要表达的思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