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出过一本小书。开始写作前，曾拟“抱愧先生”一文。终未落笔，总觉得纸面愧怍，远不如当面表达。

1995年，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此前一年，我到北京出差时即与先生谋面。月坛邮币市场的那次相约，颇具古风，时间、地点是在半月前的信里说好的。我担心见面不相识，先生说自己皓首白发，好认。或提他名字，摊贩都知道。 

      月坛邮币市场是当时北京较大的专项收藏市场。我倾心的外国硬币，这里可以很容易找到。先生是这里的常客，更是权威。我在家乡无头苍蝇一般搜集藏品时，最重要的指导读物便是先生在《环球》杂志连载的“外国硬币”。这些硬币基本都是他自己的藏品。 

      我算是胆大的吧，没有先生的地址，就将信写到杂志社代转。完全是碰运气，根本没指望能联系上。好在碰上了好心又尽责的编辑，先生收到信了。接下来，就是那个无知无畏的鲁莽青年一次次得寸进尺的请益。

       我开始以为，这老头儿是邮币市场最大的卖家之一，不屑零售，因此不必为贾。后来知道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藏家，至于他的职业，没聊过。只是好奇，摊贩们每每向他请教辅币上的各国文字，从未被难倒过。

到北京上学后，见面方便了。毕业前一年，我携一位同学去先生家拜访。终于见到了先生的富藏！也正是那一次见识，让我断了继续收藏的动力。

先生不经意地取出藏品：“这是从古希腊沉船上打捞出来的金币，我这有一枚，还有几枚在希腊的博物馆。”

“这是某某国自建国以来的全套辅币。”什么瞬间石化、立马秒杀都不足以形容我彼时的心情，幻灭，对,幻灭约略接近些。

       大概是不想被小视吧，刚刚投身电视业的我，便轻狂地表示，要为先生拍部纪录片。先生呵呵一乐，未置可否。临别，先生赠书一册《月亮与六便士》，译者：傅惟慈。浅薄愚蠢的我飞快闪过一念：这老爷子搞收藏还真是上境界了，翻译个小说居然都和收藏有关。

再后来，我知道先生既不是什么邮币市场的大卖家，也不以收藏为业。先生是译作等身，影响深远的翻译大家。他曾说过“一切都是游戏，要寻找些乐趣”。说这话时，他已走过世间“歧路”，经历不堪动荡。

       说来可笑，当初一个尚在为粥饭拼搏的电视民工，怎有可能去拍先生的纪录片？或是冥冥中的提点，相识20年，从未作文忆及先生，前阵子在《爱好》一文中说到了我和先生的这段交集。满心以为，先生身体硬朗，会长命百岁。然后在某一天，我会鼓足勇气，再去那座和煦的小院，为当年的妄语致歉。也许先生从未挂怀，甚至早就忘掉了。而我，只想在听到先生“呵呵”一声后，从此包袱放下。现在，没机会了。

   先生，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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