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都市报》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记者节，因为我们今天研讨的是新闻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但是，1998年春节前夕，我曾采访过发生6.2级地震的张北、尚义震区，算是多少有点灾区采访体验。比起汶川地震的报道，那次报道总体上来说要平淡多了，而且没有摆脱“救灾才是新闻”的模式。从南香红女士所著《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南都记者是将灾害本身作为新闻来对待的，在报道中挖掘出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弱点、彰显人的尊严性和人文关怀。特别是在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这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上，他们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自己的回答。

   “救灾还是报道？”这在全球新闻界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此，我十分认同南香红研究员在书中所说的“我们的困境是中国媒体的困境，我们的疑问和迷茫就是中国媒体人的疑问和迷茫。”自从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那张获普利策奖的照片公开后，人们就一直质疑一些摄影记者的职业道德；2005年，厦门摄影记者柳涛所拍摄的一组骑车人雨中栽跟头的照片，也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成为全国记协的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如果说日常生活的普通新闻报道会引起如此引起争议，那么，在灾难新闻中，道德伦理问题更是新闻界“崩得最紧的一根弦”。

    灾难新闻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国外没有这个词。在网上随便搜一下，就不难查出“Disaster Journalism”，注意不是“Disaster News”。1983年，挪威学者Jan Hovden对1980年的亚历山大·基尔兰德翻船事故的新闻报道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灾难新闻”。灾难报道中如何把握新闻伦理问题？具体地说，在汶川地震报道中，面对废墟中伸出的手、急需输血和抬往救治点的伤员，记者是应该放下自己的笔和像机，参与救援还是应该继续报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记者首先是人，是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人。当然不能为了抢一个镜头和一则新闻，而见死不救。如果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如此容易选择，那么道德问题将就无需再做探讨。正如南都的一位副总编的结论：“救人是第一位的”。

    但在很多时候，记者在灾难会受到极大的困惑。我将其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第一，救人和报道以哪个为主的问题，也就是记者救人的良知和救灾报道角色的冲突问题。之所以说这一问题会令大多数记者感到疑惑，是因为在灾区救援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记者放下纸笔和像机而参与救援，就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及时的救援，这样做不管对于记者本人的良知或者救灾工作本身，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在另一方面，救灾现场如果缺少了记者的角色，灾区的自然环境如何恶劣、灾区如何缺人、缺医少药、灾难背后的腐败与社会问题等现状和深层次的问题也不能更好地为社会所知。因此，记者竭尽所能地“抢新闻”，通过有感染力的报道挖掘新闻价值，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救灾、奉献意识也无可厚非。

    第二，如何采访苦难？对于死里逃生、历经劫难的人们，采访中如果不加注意，就很容易引发“二次伤害”。在地震报道中，一些摄影、摄像记者将刺眼的闪光灯闪向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的记者一遍又一遍地对死里逃生的人们进行冷血的追问，无异于“剥开一个承受着巨大命运灾难女性的伤口，把她血淋淋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因此，国际新闻界的惯例是“尽量避免以特写展示死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痛苦失态的表情”。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督导徐钧对媒体强调：“一定不要强迫受灾群众回忆灾难场景，否则很容易造成二度伤害，后果极其严重。”《中华工商时报》则发出了《记者们，别再揭孩子的伤口了》的呼吁。因此，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中，将“尊重报道对象，庄严地对待他们，给罪行或悲剧受害者特殊的同情”；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准则》提醒新闻工作者：“个人在丧失亲人或极度痛苦时的隐私权尤其应当得到尊重。麻木的提问不仅有可能使被采访者增加痛苦，还会使许多观众感到冒犯”之类的提醒。

   第三，如何展示灾难？地震、火灾等天灾人祸的报道，往往场面惨烈。如果将死者血肉模糊的画面自然主义地表现出来，无疑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但也可能因为煽情描写或画面的血腥而引起受众的反感。我们下面看到的两张图片，都是可以用接受的。因为突出了人情味，有很强的感染力。第一幅图片被网友加了一个“令人流泪的天性”的标题；第二幅图片则让我想到了两句古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哽噎”（注：演讲口误，应为“凝噎”）；“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下面的这几张照片就有问题了，因为它们展示的是死者痛苦万状的脸和死尸。2008年5月24日，我写了一篇博客《希望媒体给予更多的希望和力量！》，后来收入《第三只眼睛看传媒》一书。博文写道“电视台和报纸不断挖掘出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甚至在让孩子讲述地震发生时失去亲人的痛苦；少儿频道也滚动地播出地震惨状的画面，而这些并不适宜给他们观看；赈灾晚会上也传来着撕心裂肺的哭声，活生生的地震灾难画面，同时冲击着台上台下观众的视觉、听觉和泪腺。”我认为，记者对惨烈的报道应该把握好度，做到恰到好处。比如，基于对死者的尊重和受众的尊重，尽量不拍肢体断裂等过分血腥的场面。一些网友将血腥图片传到网上，括号内也有“脆弱者勿进,血腥”、“血腥悲惨，请自备手纸”等警示语。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即便加上这样的警示语，类似的血腥图片也是不允许发布的。在南都记者的所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艺术性的一面。比如，废墟中伸出的手、生者与死者的握手以及男子手中与已丧生的未婚妻的合影，这些手部的特写，在视觉上都没有展示惨烈与血腥，但同样收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

   第四,报道的持续时间问题。这是一个新闻策划的问题，即确定报道持续多长时间为宜。报道量的控制是新闻传播中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难以把握的问题。在汶川地震发生12天、哀悼日过去3天之后，我撰文写道：“我们有理由继续为地震中伤亡和受难的同胞洒下同情的泪水，有理由继续避免播放诸如联欢晚会等喜庆、娱乐类的节目。但是，媒体上有关地震的报道基调仍然是悲痛的.......但是，诚如成龙大哥所说：我们‘不能一直悲痛下去，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为灾区重建着想。’”“如果说展示地震惨状表现出了我们媒体的开放和同情心，有利于全国、犬世界人民了解地震灾区的真实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更应该弘扬抗震救灾的不屈斗志，弘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奉献精神；发动“我能为地震灾区做什么”的大讨论或者总结防灾、救灾的经验教训，以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和努力工作，时刻准备着为灾区的重建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五、如何保持客观报道的问题。全球的新闻媒体都认可，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应该分开，个人感情不宜融入新闻报道。但是在巨灾面前，恐怕任何一个记者都不会面对苦难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正如新闻人庄永志的博客所写的：“灾情惨烈，男主播无语凝噎；民心仁厚，女记者放声痛哭。”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纯粹的客观报道并不适应于一些灾难报道。这不仅可以从播音员的声音、表情、穿着来直观地看到，同时也可以从报纸的黑色报头、黑框版面以及充满悲哀基调新闻报道中看出来。

   我的观点是，在大多数的灾难报道中，都应以同情心和人文关怀来报道新闻，在灾难事件和阶段性发展等报道中，应尽量用倒金字塔的方式写新闻，尽量避免个人感情，但是，决不能因为“客观性”的要求而对灾难漠然处之，甚至以轻佻、娱乐化的态度播报新闻。大家所熟知的云南一家旅游刊物，就是因为在震灾中不恰当地发表了娱乐化的照片而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及有关部门的处理。

    我十分同意南香红女士对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职业道德的几点归纳：尊重采访对象和死难者；不要为了报道的完美而追逼受难者；救人和写新闻之间并非没有平衡点。尤其是第三点，我在这里做一点阐发，就是：这个平衡是南都作为一家新主流媒体或者城市新兴媒体所具有的新闻追求与社会责任心、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快地报道新闻、做最好的新闻与体现爱心、社会责任与报道感染力之间的平衡。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