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佗之死说劝服艺术

                                 新旧电影《华佗与曹操》剧照人物形象对比

王立群教授写过一篇《曹操为什么要杀害华佗》的文章，考证了“曹操杀华佗”的史实。他认为《三国志》、《后汉书》的《华佗传》都未提到华佗为曹操开颅治头风病一事。因此认为，《三国演义》对华佗之死的记述，纯属虚构。但他同时认为：“《三国演义》的虚构也不是全不靠谱，它也有它的基础：一是华佗能用“麻沸散”做腹腔手术，二是华佗被曹操所杀。《三国演义》将它引伸为替曹操开颅，也顺理成章。但是，华佗开颅治疗曹操头风病是小说作家的虚构。” 因此，他最后发出了“巨星殒落，神医枉死”的感叹。

     2001年，笔者曾写过一篇《从华佗之死说劝服艺术》的小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该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用对《三国演义》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华佗之死，也感到“华佗之死”的历史之谜近乎无解。如果不是为了对抗曹操的残暴而“舍身取义”，那么作为一位战乱时期的名医，是不可能用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去为曹操开颅的。

    此将旧文发表如下：

每读《三国》，读至神医华佗被曹操所杀，都禁不住义愤填膺——在曹阿瞒的淫威之下，一位神医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只留下《青囊书》一两页，“所传者止阉鸡猪等小法”。 就连焚书的吴押狱之妻也大为感慨：“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

    但是，反复阅读有关章节，我却对罗贯中笔下的逻辑有些疑义。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有“曹操杀华佗”这回事，即便是真有此事，那么按照《三国演义》的逻辑，华佗的遭遇恐非全是曹操加害，与他本人的沟通技巧恐也不无关系。

在《三国演义》（会评本）中，华佗的出场只有3次，一为东吴猛将周泰疗伤，二为关公刮骨疗毒，三为曹操治疗头痛病。华佗没有死在前二人之手，不能就此认为曹操比前二人凶残。因为华佗为曹操治病，实与前二者不同，尤其是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劝服艺术的问题。

传统中医文化中“望、闻、问、切”。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4个字中的“问”，除了问病情，也包括医生对病人态度的“劝服艺术”。因为有一些病人讳疾忌医，因而要采用多种说理方式使其态度改变。有时需要“两面说理”，有时需要“提供事实”，有时又需要“合理举证”；而如果一味强调“良言逆耳”，则不但与事无补，而且容易激化矛盾。请看华佗三次看病的经过。

在第15回中，周泰为保护孙权而“身披12枪，金疮发胀，命在须臾。”后得虞翻荐“当世之神医”，——沛国谯郡的华佗（字元化）。方巾阔服、臂挽青囊、童颜鹤发的华佗一请便到，“投之以药，一月而愈”。—— 一边是要求“死马当成活马医”的通情达理患者，一边是惜英雄敬英雄的当世神医，这里当然不需要什么“劝服艺术”。

   在第75回中，关公被曹仁射中右臂，“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华佗从江东驾小舟不请自到，到后只是一句“仰慕英雄”，便将其如何为之刮骨、如何为之疗毒等具体治法一 一告诉关公，列位看官虽然读得心惊肉跳，但视死如归的关公有何俱哉？“佗用刀刮毒，悉悉有声”，“血流盈盆”，而关公竟然大笑。无怪乎华佗赞曰：“君候真天神也！”这里，尽管关羽十分配合，但是华佗的“劝服艺术”运用也十分到家，于是便成就了“刮骨疗毒”的千古佳话。

    可惜的是，在为曹操治病时，华佗的“劝服艺术”就逊色多了，以致落得个下狱遇害的惨烈下场。在第78回中，曹操因冒犯“梨树之神”而头痛发作，华歆举荐华佗，曹操此时已有疑心：“虽闻其名，未知其术。”华佗到后，虽然也像对待关公一样依样画葫芦，将如何“先饮麻肺汤”，如何“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一 一告知，然而这毕竟不是疗疮伤，也不是刮臂骨，而是“砍开脑袋”，甭说是在彼时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即使是在医术相当发达的今天，恐怕诸位听了也会疑从心底生。既为神医，难道就没有别的招术？如果没有别的招术，难道不能向曹操讲得更清楚些？…… 要么，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难道华佗存心要借此杀曹？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论证。即使华佗存心杀曹，那么恐怕就更需要讲究劝服艺术了，须知他今天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小就“装疯哐叔”的天下一号奸雄曹阿瞒呀！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诘问，李渔在评论华佗此举时用了一句“与吉平用药之意相同”！

曹操听了华佗非开颅不可的一番生硬的话后，便勃然大怒：“汝要杀孤耶！”如果华佗此时知难而退，暂缓开颅，假曹以时日，或者用给动物开颅的试验证明此举没有危险，也许曹操会回心转意，至少也不会萌生杀人之念。但错就错在华佗这时将与“天神”无异、与曹不具有可比性的关公拉了出来，强相比较，而且将曹的顽固性头痛错称为“小可之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曹操以“横朔赋诗”式的一记反问，就判了华佗的死刑：“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乎？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这时有人讲情，终是火上浇油，越抹越黑，终是覆水难收，曹操认定“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可怜一个悬壶济世的旷古名医，竟然死在正欲妙手回春之时！恐怕古今名医之言，没有比华佗这番话更为失误的了。可悲，可叹！

1946年，美国试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提出，人们在心理结构、先天秉赋和后天习性，以及价值观等5个方面存在着个人差异。如果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符合受传者的兴趣、信仰、价值观，就会被注意、理解和记忆；反之，就会被忽视、曲解或淡忘。这一理论后经梅尔文·德弗勒修正，称为“个人差异论”。用此理论来分析关公和曹操，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其实是存在很多“个人差异”的。因此，华佗就不该用“医关”之法来“医曹”。尤其应提请注意的是，建安5年正月，曹操曾有过一次险遭医者暗算的经历——名医吉平与董成等6人合谋，咬指为誓，准备趁治病之机对曹操下毒，后事情败露，吉平被曹折磨至死。“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曹操听到曾为两个对手治病的华佗要为他“开颅”，不免心有余悸。

     曹操与关公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个人差异”，何况在曹操的认知因素之间，本来就已经出现了失调，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压力。要改变这种“认知失调”状况，就需要向他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供选择，例如推荐保守疗法和予以心理调整，同时两面说理，加强引导，使之达到“认知和谐”，最终通过劝服使其“态度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功夫在诗外”的道理。

     旷世奇才的华佗明明对曹施以仁心仁术，却被曹以“一级谋杀”的罪名判处死刑；在他死后，还被一些论者诬为“左慈幻术”。不白之冤，莫大于此。看来，当今的医者在悬壶济世之余，也该研读一番“医疗传播学”了。

                                                2001年8月31日，写于北京金台西路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