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友北里在研读先秦典籍时发现几本典籍中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夏王杼（或者杼之子）东征猎获野狐的事情。
   夏后予的名字在古代文献中并不固定。《史记·殷本纪》作“夏后予”，《竹书纪年》作“帝宁”、“伯杼子”，《左传》作“后杼”、“季杼”。这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只是古人更重表音，所以出现书写稍有不同的情况。为了行文方便，这里统一按照《史记·殷本纪》的“夏后予”。
     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夏后予征于东海的故事十分有趣。
    《汲郡竹书》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注）
    《汲冢竹书》：伯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得一狐九尾。（《稽瑞》）
    《书纪年》曰：……夏伯杼子东征，获狐九尾。（《太平御览》卷九〇九兽部）
    《纪年》云：夏伯杼子之东征，获狐九尾。（《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

                                                以上引自北里的博客

因为涉及到我研究的《山海经》时代的语法，所以我很重视，认真读了几遍，心有所得。

大禹的一生不曾打过仗，只是在涂山会过一次天下诸侯。涂山还存在争议，但是争议的对象——几座涂山——都不在夏的东面。所以，这里的夏王杼（或者夏后予、杼之子）应该是夏王少康之子杼，杼之子是槐。这两代夏王所处的时代，正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向豫东南迁徙的历史时期。夏的都城此时应该是位于今天河南的偃师—禹州—新密这一区域，所以少康和其子杼都曾经东征。到二里头三期末这种东征基本结束——下七垣、岳石和二里头三种文化在惠济河上游的杞县、民权一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上述各家的记载文字多有不合：三寿和王寿应该是一个地方，我没有查到出处，暂阙而不论。“获狐九尾”应该是猎获九只狐狸的意思。《山海经》中经常出现这种以名词作量词的现象。其实汉语中的量词多是从名词活用而来的。《山海经》是最早使用这种用法的典籍之一。这种语法现象在《山海经》比比皆是。

所以，上面的远古史实当以“获狐九尾”为正解。“得一狐九尾”中的一是后来者因为不理解增加的。

这个历史史实的记载引发了一个夏史研究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猎获九只狐狸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呢？这就要联系《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另一段有关白狐九尾的记载：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吴越春秋》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等史籍，但不拘泥于史实，加入一定的虚拟夸张成分，同时又采摭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但是有关大禹的这个记载无疑是后来夏代看重九尾狐狸的本源。
    上文中的“白狐九尾”就是后来成为大禹妻子的涂山氏的借代。意思是涂山氏穿着装饰有九根狐尾的白色的狐皮衣裳造访大禹。大禹联想到：白色是王者之服，九尾是王者之证。涂山氏的这次造访被大禹认为是自己成为王者的吉兆。

所以，大禹娶了涂山氏为妻，生下了儿子启；

所以，大禹开创了夏启为帝的夏家天下；

所以，“夏伯杼子东征，获狐九尾。”被视为夏代统治长治久安的一个“天赐吉兆”。值得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