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闹庭一词，从去年至今，在律师圈内不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很高的。一个“闹”字，无疑是对出庭律师依法抗争一种侮辱性称谓。按照最高法最新工作报告，2012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414.1万件，判处罪犯523.5万人。即便按照10%有律师参与辩护来计算，也是四十多万件。这么多案件中，被划归为“闹庭”的有多少，工作报告没有给出数据，但最高法去年酝酿制定刑诉法解释时，居然要对“闹庭”给予严厉制裁，虽因遭到强烈地反对未付诸实施，但“闹庭”之虞已使最高院形成巨大的心里阴影则是毋庸置疑的。

    何为“闹庭”？实难给出准确地定义。但从最高院提出这个概念的由来，分明是指律师在法庭辩护过程中，对法庭审理显而易见违法的、失却基本公平的、无视被告人权利的等等情形，律师据理严词抗争、不听任摆布的行为的总称。除此，至今实在看不出律师有什么其它行为可以称为“闹庭”。但这些情形之所以引起最高院的高度重视，欲以司法解释的强制力加以遏制，是因为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媒体和社会越来越关注，给法院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广；最高院又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采取强硬的、蛮横的方式向律师施压，意图将此扼杀在萌芽状态。

    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案件没有“闹庭”，“闹庭”律师办理的绝大多数案件也没“闹庭”，偏偏在这些案件审理当中“闹庭”呢？对此，最高院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这些律师“闹”的有理没有，“闹”的起因是什么，“闹”想达到什么结果？几乎所有当事人和律师，在经历了漫长的侦查、审查起诉之后，都将公平的希望寄托于法庭，为什么呢？只有法庭是双方讲理的地方，是公平、公开的竞技。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法庭的期待并不高，给充分权利的保障、给充分说话的机会就行；裁判权在法院手里，该杀该剐让人心里落个明白。这个要求高吗？并不高。可是，现实当中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诉求并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

    举一个在法院看来太小的问题，就是被告人穿彩色马甲、戴戒具上法庭。如果辩护律师提出异议，法院怎么应对。法官不搭理，律师该不该继续提；如果不提了，律师是不是就没有尽到维护被告人权利的职责；如果继续再提，就有可能被法官视为异类；如果态度更加激烈地提出，就会成为法官眼里的“闹庭”者。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法院若要界定律师是不是“闹庭”，不要拿律师的态度和言辞说事儿，根本的要看律师所提出的问题。

    多年前，我在一个中院法庭上对公诉人的举证发表质证意见，合议庭一时无法裁断，宣布休庭。休庭之后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公诉人就拍着桌子站起来大声说“要求法庭对辩护人故意扰乱法庭的行为予以训诫”，公诉人未经法庭允许地咆哮，此时律师应该怎么做？难道律师听之任之就是遵守法庭秩序，难道律师给予反击就是“闹庭”了？我当时也做出激烈的反应，拍案而起，道“请公诉人不要拿无知当性格”！后来，张青松律师在当地办案，转述法官说我大闹法庭。如果这个就是“闹”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大多数律师“闹”得不够！

    我以为，任何律师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如果不是必须在法庭上仗义执言，必须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没有哪个律师会置自己前途于不顾，也不会有哪个律师只是为了钱而冒犯法庭于不顾。面对生杀予夺的刑事辩护，律师除了争辩没有其它，除了坚守也没有其它；而坚守的最终价值是体现在法庭的公平上。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当然，就像必须制订辩护策略一样，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也是需要策略的。当控辩之争演化为辩与控审之争的时候，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应对的确提出更高的要求。究竟如何应对？我以为最高原则只有一个：当事人的利益。一切以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权利保护最大化为宗旨；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如何维护，既要表现在法庭上，也要在会见等其它环节做充分的工作。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同时，回应不讲理的方式也不只法庭上之一种。我们现今的刑事司法体制，的确给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如果只有“闹”才能实现理想的未来，那也是体制的改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