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博主序：本博文于2010年12月20日在此博客发布，昨晚发现不知道怎么没有了。困惑及惋惜之余，突然想到原文曾经被转载，故上网搜索，从同行颜行律师的“合同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的博客上拷贝回来，才得以“重见天日”。颜律师，这不属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吧。哈哈！在此对颜律师表示感谢，同时对曾经浏览本博文及给予留言博友的支持表示感谢！

    48小时之内等待会见的安排，结果在昨天下午出了意外，嫌疑人因病送医院治疗。办案警官在第一时间电话告知我，并诚意解释会见的申请已经批准了，他也是刚接到看守所的通知，绝对没有找借口不让会见的意思。对此解释我完全接受。警官即使不想让律师会见，实践中能使用很多说得出口的理由，唯独没有以生病为托辞的。我对警官的及时通知当然表示感谢，同时提出能否今天上午安排到医院会见的要求。警官说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需要请示才能定。对此，我也完全表示理解。

    今天一大早赶到办案单位，警官出来接待，并展示已经批准的会见申请再次说明没有故意拖延不让见，我欣然接受并要警官尽快跟看守所联系，安排我去办理会见的手续。警官折返楼上去办，我在楼下与嫌疑人亲属等候。不多时，警官回来答复已经与看守所联系妥当，我拿正常的手续去办理，他下午随同我去医院会见。毕竟已经等了48小时，好生谢过警官往看守所赶。

    赶到看守所大约十点半，等待几个律师和警官办理会见和提讯手续，我把手续递给警官，女警官甲看了文书之后说“嫌疑人不在所里住院了”，旁边的男警官甲看过一眼接话道“办案单位打电话来了，给他办吧”；我有些悬着的心稍稍落地。女警官甲将文书和手续递给男警官甲说“你接的电话你来办”，男警官甲说“你再电话跟办案单位核实一下”，女警官甲随即打电话给办案单位。男警官甲拿起我提交的文书和手续，先对我助手参与会见提出异议“办案单位只批准一个律师会见，不能两个人见”，我解释“各地的要求真的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还不许一个人见”，男警官甲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求两个人见的”，我不便争辩，只得说“那就按照你们这里的要求办吧”。女警官甲与办案单位核实完毕，准备给我开批准的文书，男警官甲又问我“有没有委托人与嫌疑人关系的证明”，我说“没有。委托人也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她们是姐妹关系，而且办案单位已经审查过她的身份了”，男警官甲说“他们审查？我们还要审查他们呢。”我说“对拘留家属通知书就是给的她妹妹，那个能不能做证明”，男警官甲说“可以，那把通知书拿来”，我说“我马上让她送过来”。我只得收回所有提交的文书和手续，并问询几点停止办理手续，答复十二点。我看时间还能来得及；因进到看守所时律师的手机必须交门口工作人员保管，只得出来领取手续再联系。此时已十一点多一点儿了。

    我马上给嫌疑人妹妹打电话，她急速赶来已是差5分钟十二点，我拿着文书和手续再欲进到看守所时被武警拦住，说警官都已经下班了；无奈只得让委托人先返回，我们在此地等到下午两点上班之后再办。明显地，委托人不太高兴，我解释说“要这种证明的还真是第一次”，委托人说“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这些应该想到”，我无意再多做解释，道过不好意思，委托人先返回了。我跟助手找了看守所附近的一家小店午餐，磨磨蹭蹭地吃完饭将近一点，但饭店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我们不能懒在这里，起身到看守所附近再等。

    等到两点一刻看守所外大门才开，进去之后武警说办事的警官没到，还要再等；旁边几个当地的律师说两点半能进去就差不多。果然又等了十几分钟才放人进入。进入之后方才发现身份证忘在助手那里，虽说其它地方的看守所均没有除了律师证还要提交身份证的做法，也还要出去取得身份证方可入内；有了上午的经验，手机留给助手保管（这也是其它看守所少有的，但除律师外，其他司法人员入内却没有此限制）。此时已经两点半了。

    进入办理手续房间，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窗口坐的两个警官不再是女警官甲和男警官甲，换为女警官乙和男警官乙。我紧张的直接原因，就是办案单位协调办理手续均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没有了男女警官甲，男女警官乙不给办理岂不糟糕到家了，今天就肯定泡汤了。心里紧张归紧张，但只能硬着头皮过去。果然，交了手续，女警官乙说嫌疑人住院了，不能见；我说上午我来过了，让拿通知书作为关系证明，我拿过来了。女警官乙正要继续回绝我，男警官甲出现了，我立刻提高声调叫他，男警官甲过来看看文书和手续点点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点头的分量那个重呀。心里彻底踏实了。但男警官甲旋即让女警官乙再给办案单位打电话核实。此时女警官甲也进来了，我说上午那个警官已经核实过了；女警官乙说“她核实了我也要核实”。女警官乙电话核实之后把手续递给身旁的男警官乙，让他再把一下关。我看男警官乙与男警官甲警衔相同，但从说话的语气看，男警官乙的职位应该略高；他很严肃地对男警官甲说“办案单位必须来人才能办”，男警官甲说“已经电话核实过了，而且原来文书上还没有律师会见办案单位是不是派人在场，我们电话核实之后给加上的”。男警官乙再次仔细端详我的几份文书和手续，继续说“电话核实不行，万一律师拿手续去见了怎么办”；男警官乙虽然是压低声音说，但由于我节外生枝的结果太过关注，故而听得一清二楚，我建议道“能不能在你们的手续上写上我跟警官二人同往，这样我一个人拿着去人家也不会同意”。男警官乙对于我听到他们的谈话显然有些不悦，说“这些我们内部的手续严谨问题，跟你没关系”。其实，跟我关系非常直接呀，但我不能此时再理论，否则结果只会对我不利。我心里虽然着急，但表面上只能静观他们的讨论。以下是他们之间严谨的讨论：

    男警官甲：“如果办案单位不派员在场，是不是就是律师单独会见？”

    男警官乙：“可现在文书上是派员在场。”

    男警官甲：“我不是说了嘛，律师交来的手续上他们此项是空白的，是我们电话核实给他们加上的。”

    男警官乙：“那是你多此一举，应该让他们来人自己加上。”

    男警官甲：“从开始就是电话联系，怎么怎么好让人家为加一个这个跑一趟。”

    男警官乙：“这样出了问题谁的责任？”

    男警官甲：“现在是他们派员在场，又不是不在场能出什么问题？”

    男警官乙：“不管出什么问题都应该是他们随着来人办。”

    男警官甲：“人家是给头儿打的电话，头儿同意的。”

    此番讨论听得我心急，又不好表现出来，但男警官甲的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他重复了被称为头儿的名字，男警官甲点头确认。讨论至此打住了。随即男警官乙给我开了手续。我拿到手续正好三点，再赶到办案然后去医院时间赶趟。

    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感谢男警官甲：始终坚持；当然也感谢男警官乙：亲自开具批准手续；当然还要感谢女警官甲乙：及时地电话核实。另外还要感谢办案单位：电话核实顺利；最后要感谢电信公司：话路畅通。总之，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环，今天的手续还是办不成。办不成手续，就无法会见，无法会见，跟委托人就无法交代；无法交代，委托人就不满意；委托人不满意，律师就百口莫辩。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警官之间严谨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讨论的双方都很符合逻辑，坚持的有坚持的道理，不同意的有不同意的理由，出发点都是为了工作，落脚点都是不出差错；但若男警官乙坚持办案单位人员到场，其结果可能有二：一是办案单位人来了，但去医院会见的时间来不及了；二是办案单位人员没时间来，我去医院会见就根本不可能。今天不行，明天可能出现更无法预料意外的情况。

    虽然与嫌疑人会见了，但我心里还有些不是滋味。这样的严谨讨论按说是很职业的，也是司法职业的最起码要求，但为什么要发生在是否安排律师会见的问题上呢。无独有偶，在男警官甲乙讨论的过程中，女警官乙为一位办案警官开具手续时，发现该警官要提讯的嫌疑人已经起诉法院了，也就是说此阶段警官是无权再提讯的；但该警官解释，法院让检察院就一个补充，检察院就让他们来问，他们提讯之后把笔录给检察院就完了。女警官乙认为该警官解释很合理，就办理了提讯手续，并未有核实和讨论的情形出现。不管这样，看守所警察表现出的严谨工作态度还是很令人钦佩的。虽然争论因厘清了有承担责任的“头儿”而止，但结果皆大欢喜。

    倘若办案单位在案件侦查、尤其是取证过程中有如此严谨的精神，相信更多的案件可能就没有了律师辩护的空间。据此，可设一问：是让律师见与不见的讨论重要呢，还是以证据说话让被告人及其亲属乃至社会崇尚司法价值更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