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无知者无畏”这句话用在某个职业上就显得可怕了，尤其是检察官。近日的《重庆商报》报道了对重庆市检察院文强专案组内审组组长庄永东的采访，“披露了其与巨贪、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斗智斗勇、直至文强低头认罪的经过。”作为业内人，读罢，不得不得出文头的结论来。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所以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为好。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还是请先看报道的内容：

    “庄永东介绍，去年8月文强刚落网不久，他就接到重庆市检察院领导的指派，担任文强专案组内审组组长。在他讯问文强时，两人进行过多次交锋。起初，文强的口气很傲，但庄永东摸准了文强强硬表面下的弱点，突破了他的思想防线，使其放下了抵触情绪。而在庄永东第三次与文强接触时，终于取得重大进展。文强告诉庄永东，自己在落网第三天时，曾在纸上写下“健必遭”三个字，其中“健”就是指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文强说，彭长健在渝中区陷得深，打黑牵出他是迟早的事。

    “庄永东还说，文强很狡猾，只要发现审讯人员是新面孔，他开口就会说张君案，吹嘘自己的过去。他还十分迷信，大谈“福祸论”，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归于鬼神，而不是自己的贪婪。

    “为展示自己能文能武、才思敏捷，文强还爱拿办案人员的名字作诗，并爱“赠送”给办案人员。但有一次，庄永东让他以自己的名字作诗，文强半天没作出来，而另一名办案人员很快作好，文强连称“佩服”。

    “据悉，文强曾表现出强烈的怕死心理和求生欲望，并多次询问检察官“我会被判死刑吗”。在庄永东告诉他“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之后，文强神情沮丧，认为自己“命怕不长了”。正如文强后来自己意识到的，他犯下的种种罪行，犹如他一次次在自掘坟墓，最终被执行死刑，他罪恶的一生就此终结。”

    对文强，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定论，但如果这篇文章出在最高法院核准文强死刑之前，不知会不会作为程序性违法的证据端到核准死刑法官面前。说程序性违法，道理非常简单：

    其一、“文强落网不久”，检察官就担任文强专案组内审组组长。这里存在的问题至少有三：一是检察院不是非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无权进行侦查；“落网不久”也就是被抓获不久，此阶段是侦查机关的职责，检察机关还无权介入，可就在此时，此检察官就已经直接介入到讯问犯罪嫌疑人了；二是专案组是侦查机关内部的，还是“公检”联合设立的，如果是公安机关内部的，检察官怎么做了组长；如果是“公检”共同设立的，则显然于法无据；三是“内审组”不是一个法定的机构，而“内审组”的组长竟然由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官担任。

    其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证据之一，文中对庄组长智勇双全斗文强的过程虽然具体的描述不多，但胜者王侯的形象已很鲜明。不解的是，对于文强“开口就说张君案”，怎么就成了“吹嘘自己的过去”呢？张君案是当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在文强领导下破获该案不是历史事实吗？即使文强真的把张君案挂在嘴上又有何不可，若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角度来分析，文强将其作为与“黑社会”无涉的辩解又有何不可呢？再说，历史不需要靠“吹嘘”也是事实吧。一切过去的都是历史，平心而论，文强已经成为历史，审讯文强的过程同样也已经成为历史，此时，若以同样的逻辑来看待，这种大谈特谈总不该也是一种“吹嘘”吧。

    对于重庆“打黑”颇多微词之处，就是对“打黑”方式是否依法的质疑，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此文无疑提供了一个蹩脚的代表性的注释。记者可能不是专业人士，但接受采访者不但应该是专业的，更应该是专业当中的专业，毕竟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一员，且能担当“内审组组长”者想必应是出类拔萃的。若当初出于某种需要而为或可谅解，对已成历史之事当三缄其口为妙，万不该辱没了专业的声名，我们毕竟是“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嘛。检察官与律师的职业虽有不同，但在维护法律方面的职责却是相同的。律师代表委托人为职业之必需，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为法律赋予的天职。

    何谓天职？！

    如果从司法的层面上讲，个别警察、法官违法，还有得可救，毕竟还有检察官——专司法律监督者；若个别检察官违法也还有得可救，毕竟只是个别，而不致坏了这个体制。可是，当检察官代表一种制度违法，就令人不寒而栗了：我们还有得可救没有？在维护法律公正实施方面，社会太需要无所畏惧的检察官，这不只是需要重庆一方检察官的担当；可是，对违法行为都可以歌功颂德，就是莫大的“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