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商丘市检察院在十一年后突然变得聪明了起来，对当年对赵作海实施“刑讯逼供”的三名警察中的两名刑事拘留（另一名“在逃”）。检方动作之神速，可与河南省高级法院无罪判决相媲美。可是，这次他们真的聪明了吗？
    他们是否真的变得聪明了，只要翻翻刑法条文看看即知。《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赵作海案发生在十一年前，《刑法》

第八十七条对追诉时效的规定、第（一）款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就不再追诉。看法条本身的规定，不可谓不具体明确，难道商丘市检察院有更聪明之处？莫非是因为十一年前他们“渎职”了，十一年之后就变得铁面无私了？

    十一年前的赵作海在审查起诉阶段，曾经向检察机关口头控告警察刑讯逼供，但所有的媒体报道均未披露过多的细节，检察机关当时是否调查了，是否立案侦查了。因为，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此案立案侦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在逃”的警察就是十一年之后抓住也是要被追诉的。问题在于，当年赵作海控告之后是否立案了？从赵作海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显然不可能立案；既然当年没有立案，现在检察院根据什么迅速立案且迅速将警察刑事拘留了。恐怕只有一个答案：商丘市检察院还在重蹈当年赵作海案不依法行事的覆辙。

    且慢，似乎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刑法》第八十九条所规定的，“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三名警察对赵作海即使有刑讯逼供行为，也是发生在十一年前，也不可能“连续”或“继续”到十一年之后。很显然，商丘市检察院也不可能以此作为立案追诉的依据。那么，该条第二款所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是否适用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也就是说，商丘市检察院是不是在几日之内就迅速掌握了在赵作海之后，这三个警察还有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的事实，还是说，早就掌握了，此案不过是一次准确的“定向爆破”。

    总之，商丘市司法系统十一年前与十一年后的种种做法，大有让人雾里看花的感觉。法律在他们手上执行得如此娴熟，令人惊叹！

    这是司法的问题还是立法的问题，看来两者都有。若基于赵作海案件，司法能够聪明起来，立法也随之更明白一些，怕是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更严肃点儿。比如，立法除了现行的对刑讯逼供三年以下的处罚之外，是不是只有致伤、致残的才可加重处罚，对于如此命悬一线的案件为什么不设立更高的处罚？再比如，立法对于受害人由于此类情形提出控告而检察机关不予立案侦查的，是不是应该明确追究渎职的责任？难道刑讯逼供只是侦查机关一家所为吗？没有“检法”两家作为坚强后盾，警察敢那么肆意妄为吗？除此之外，地方“政法委”在具体案件中决策地位和作用，是抓几个警察、停几个检察官、法官的职就能服众的吗？司法的智商难道不是这些因素综合表现的结果吗？

    现如今，谁敢保证，商丘市检察院此举不是更进一步智障的表现？拿追究几个警察是否错案与赵作海的冤案自然无法相比，但总可以拿司法十年跨越的聪明程度来比一比吧。对比的结果是什么，再需要说得更明白，我都快智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