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最近在一个中级法院办理一件二审上诉案件，因我远离该地，当事人亲属为了便于工作，在当地又聘请了一位律师同仁，与我合作。这样的搭配也是必要的，只是当事人必须多支付一部分费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对此，我也有些无奈。

    当事人亲属对我讲，聘请这个当地律师，一方面是出于方便工作配合的考虑，另一方面，就是听说这位律师在当地的中级法院有比较好的人脉关系。说得直截了当一些，我的作用，是能够在律师业务，当地的律师，则是偏重于关系。对此，我仍然感觉无奈。

    第一次到该地去，我与当地的律师一起去了中级法院，从进门招呼等各方面，看得出来的确非常熟络；到的法官办公室，法官还在午休。法官倒是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比较客气，提前终止了午休，开始一同讨论案件的二审。因为我做了一审的辩护工作，而且是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介入的，对案件事实、证据以及一些卷宗未能记载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本来准备细致地向二审法官介绍；法官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更加印证了一种客气，只是想听听我有什么“新的”东西。

    对于所谓“新的”东西，好像是二审法官都比较有兴趣的，好像没有“新的”东西，二审就没有了必要和生命；于是，就要律师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东西。可是，在现实当中，即使真的有“新的”东西，也是要法官来认可的。也就是说，不是律师拿出“新的”东西就是“新的”，而必须是法官将“新的”东西视为“新的”。我将一审开庭之后收集的一份证人证言（开庭之前不知侦查机关没有取证的）交给二审法官，并说明这个证人证明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法官边翻阅边听，当即就做出“口头裁决”：这个证言没有什么用。开始法官还说这个案件的材料他还根本没看，天晓得他怎么立刻就判定这个证言没用。我顿住，等着法官进一步说明，法官说，一审已经认定这笔钱是受贿了，根本没有把这个证人证言的内容考虑，我也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看着这些字从法官的嘴里一个一个蹦出来，可就是不知道法官的道理和逻辑是什么。难道一审没有考虑就是二审不考虑的理由？那还要二审干什么用呢？与我同去的律师同仁接着我的观点试图继续说服，并提出是不是能发回重审；不料想，法官竟然很“坦诚”地说：咱俩很熟，我就有话直说了，一审的法官那都是朋友，我怎么可能把案件发回去呢，发回去考评是要扣分的，是要有很大负面影响的。我先不看材料，让你先看，给我找些二审能改的理由，你就给我找这样的理由啊。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怎么听怎么觉得这席话是说给我听的。

    一直以来，对于二审改变一审判决，由于“错案追究”，使得二审的改判律大大降低，二审的监督作用形同虚设，对此，实务界和理论界早多有微词，但就是无法改变。现实当中，也不是一个不改，只是基本上不改。既然基本上不改，二审法官往往在案件到手之后，就“未审先判”，告知律师尽快交辩护词，尽快进行合议。法律规定是在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及阅卷之后，认为事实清楚的，才决定不开庭审理，而采取“书面审”。但实践中却都是本末倒置。二审收案之后，先决定不开庭，同时就是要求律师尽快交辩护词，说是合议庭要合议，有的甚至根本不提讯被告人（这个案件也是如此）；但从实质看，不过就是要把二审的过场走完。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观摩了香港、澳洲、法国法官的审案，对比中国法官，实在让人无地自容。二者比较之后明显感觉到的，倒不是中国的法官水平都那么差，也不是我们的司法体制一无是处，而是从法官审理案件表现得专业性、权威性和投入精神，更折射出我们的“过场化”；这种过场化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使法庭的审理更像作秀。

    前段时间与一个业内人士聊天，被告知，二审改判多少在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一个大概的比例，而且比例定多少都是要与下级法院形成默契的，太多太少都不行。这些比例的适用也是有条件的，能够用到“比例”的，那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能降临到哪个案件、谁的身上，你就尽可能去想象吧。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如此“坦率”地说明为了下级法院“朋友”法官是不可能考虑改判的，恐怕除了“比例”还有更多的不能改判的考虑.若不是这位法官，这些还都只是业内、坊间的传闻，还真的无法证实。

    人都有自尊，也需要尊重他人；一个原本令人敬仰的法官职业，却落得如此；尤其面对如此法官，如此悠然地穿着拖鞋论案，如此“坦率”告知不能改判的理由，最终令我惊愕地理解了何为“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