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诉讼律师一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收集了证据，法官一句“与案件事实无关”就给否定了。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关联性当然是特性之一。但究竟有没有关联性，是经过法庭质证，还是根本没有经过质证就可以排除在外？

    虽然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但那只是法律规定而已。在实践当中，很多案件的侦查机关做不到这一点（有的是根本不去做），只是专门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有些有利的证据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还能收集到，有些则由于时过境迁无法再收集到了。能不能收集到是一个问题，至于能不能推翻指控事实则是另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不收集的话，能不能证明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的审判体制是“追求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只能存在于法官的头脑和意识当中。也就是说，当控方证据足以让法官形成“客观公正”的内心确认之后，其它的证据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这种可有可无不要说辩方的证据，就是控方的次要证据、证据之间的矛盾也都不重要了。所以，从根本上说，“客观公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追求客观公正的立法初衷并不错，错就错在这种追求是一种达不到的愿望，或者说是根本无法企及的目标。审判活动所能追求应该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就是证据证明的事实，既然是证据证明的事实，在证据未质证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说与案件是否有关。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系统的证据法，但证据的基本规则是存在的（尽管非常不完善），依据这种规则举示的材料，若不经过质证，无法判断证明力，亦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抗辩力。因此，庭前或当庭拒绝证据举示，从法理上说不通，从实践上，就成为一种司法霸权。

    司法霸权在实践中广泛存在，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都经常看得到。这种霸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辩护权的漠视。很多时候辩护权是要的，那不是“必要”，而是“必须”。因为法律规定了一些强制辩护的情形，即使不是强制辩护的情况下，也不能直白地剥夺。而实质上对辩护权的剥夺，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在一般人看来边边角角的原因而导致的。所以，法官对辩护权的任何轻易否定，无疑都是对辩护制度的极大伤害，只是这种伤害对旁人的触及看起来那么遥远。

    所以，简单的一句“与案件事实无关”，很多时候会使一个案件偏离正常的轨道，会使错误的纠正必须加倍付出才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