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邓玉娇因故意伤害被一审法庭免予刑事处罚，结果似乎让网络所反映的大多数民意可以接受。司法审判是有规则和规律的，根据其规则和规律，其结果应是可预料的。但对邓玉娇的判决，还是有超出预料的感觉。

    原因之一，邓贵大是否实施了不法侵害。从判决来看，显然邓贵大有不法侵害行为。问题在于，这种不法侵害属于什么性质，是一般性不法侵害，还是符合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若属于一般性的不法侵害，即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情形，当适用《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认定邓贵大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对邓玉娇行为性质的判断。然而，从媒体披露的有限细节，我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有的说，邓贵大对邓玉娇实施了“强奸未遂”的行为。之所以“强奸未遂”，是因为邓玉娇的激烈反抗，终至夺其性命。就反抗的力度而论，应推断出不法侵害的力度。但所见事实却是在邓贵大对邓玉娇是“推倒”还是“按到”之间进行争论。从媒体公开的判决部分也未见该项事实的描述。由此，也就无法判断法院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是否正确。而法院不公开判决书全文，就给社会的疑问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抑或是无奈呢？

    原因之二，按照现在判决的结果来分析，既然适用《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说明邓贵大的行为并非“强奸”，邓玉娇也就不符合“无限防卫”的条件。既如此，一死一伤的结果，其超过的限度就明显过大了。使得法院极其宽容的“免予刑事处罚”就丧失了法律的公允。免予刑事处罚，意味着邓玉娇构成了犯罪；该等犯罪虽有不法侵害在先，但毕竟属于法律规定应予制裁的“冤冤相报”。可是，法院在认定了邓玉娇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加之认定其自首，即免予刑事处罚。而除了前述事实之外的“不解”，就这（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自首这两条而言，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和第六十七规定，都只是属于“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也无法免予刑事处罚。

    原因之三，法院判决未交代清楚三方面的不明，一是邓贵大是否实施“强奸”不明，二是邓玉娇是否属于“无限防卫”不明，三是“三减”如何等于“免予刑事处罚”不明。尤其最后一点，既然“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自首”都最多至减轻处罚，意味着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减轻”应适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一档的刑罚，而无法“一减再减”，更无法“三减”相加而得出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难道对邓玉娇的判决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了吗？因为按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果真如此的话，所有媒体报道当中，均没有这方面的披露。这样的判决，绝不可能是合议庭几个法官在庭后几十分钟里的合议能够做出的。

    所以，对邓玉娇案的判决，到底是司法的胜利还是政治的胜利呢？为顺应民意而牺牲掉一个芝麻官吏邓贵大实不足惜，可是，既然是司法判决，就不能违背了法律的规定；超出法律规定带来的必然恶果：一是法律丧失了严肃性；此案毕竟是一个县法院审理的案件，让人感觉法律只要为了“民意”，就是可以任意解读的；二是既然认定邓玉娇是犯罪，从法律上邓贵大就是被害人，法院只考虑了“民意”上的被害人，却无视法律上的被害人，甚至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就失却法律应有的基本公正；三是将司法判决作为政治解决的一种方式，为了表演公正而无视事实，对“一死一伤”的过当防卫免予刑事处罚，岂不是向社会昭示这种最简单的“正当防卫”可以流行化。依判决的“三减”逻辑，将此三个恶果“相加”的话，是不是就能得出流氓行为皆可杀之的结论了？

    可怜呀，当邓贵大对邓玉娇实施不法侵害之时，邓玉娇是可怜的；当法院为了顺应“民意”判决邓玉娇之后，再不顾一切免予刑事处罚，法律是可怜的；当判决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而有罪，却对被害人邓贵大没有任何权益的保护，邓贵大是可怜的；面对这样的司法判决，居然也有号称专家的站出来，为其做出精到的诠释，更加的可怜呀。这样的司法判决让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引自杜牧《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