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

    《股市“黑嘴”汪建中由逮捕改为监视居住》，这是《财经》记者王和岩于5月25日报道的标题。我作为汪建中的侦查阶段唯一与其会见过的代理律师，我怎么不知道？！

    是我工作不负责任吗？当然不是。在去年11月6日汪建中被拘留之后，我于11月25日就与汪建中的哥哥办理了委托手续。其后，就是申请会见，历经两个多月时间，直到今年2月16日才与汪建中会见。此前，持续不断地与警方联系，数次往返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开始是各种推托的不让见的理由，再就是接受了申请手续后的等待，通知可以会见了，却又告知该案属于“涉密”案件（不知道涉了哪家子的密），必须“解密”之后才能会见。春节本是中国人合家团圆的节日，作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当然也就剥夺了这个权利；这倒不是不能理解，可是，如果在节前安排律师会见，这总是合理合法（最重要的是合法）的吧。但节前仍然未能如愿。最后，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向有关机关书陈至理，才得以见到汪建中本人。因为“涉密”，几个月时间里，汪建中无法得到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常应该得到的亲属寄送的钱物。汪建中的亲属感觉到的，是我对工作不负责任。

    是我不该获知的秘密吗？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都是公开的，拘留、逮捕要在24小时内通知亲属涉嫌的罪名和羁押的地点，没有秘密的拘留、逮捕和关押。但汪建中案（当然这不是特例）除了拘留、逮捕通知了亲属之外，逮捕之后的继续两个月侦查届满，又继续延长羁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亲属和律师都没有得到通知（不知是否告知汪建中本人了）。亲属一遍又一遍问我，我无从作答；只能按照法律规定分析应该是延长了羁押，推算应该延长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空白，都是权力机关自行（或申请批准）就可以决定的，外人无权知道。按照法律规定，我作为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这个阶段律师的身份不是辩护人，所有媒体称之为辩护人的都属于误导），可以为汪建中提供法律咨询、可以代理控告、可以进行申诉；然而，这些到底是否属于控告、申诉的范围，法律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我获知的关于“涉密”之类的信息，又不能正常反馈给汪建中的亲属。好像这些都不是我理当获取的信息。

    是我不能发布的信息吗？直到5月初，按照法律规定的延长羁押期限已经临近届满，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移送的情况，被以“到时候去检察院问吧”而搪塞。此时，汪建中的亲属根据推算，也觉得案件应该到检察院了，律师可以正常与汪建中会见了，几个月没有再见到，应该去会见一下了。我只得解释，这个阶段是案件移送的期间，中间会有一点时间的间隔，一边是侦查机关结案了，不能向侦查机关申请会见；另一边是检察院还没有收案，也无法向检察院申请；律师更不能直接到看守所去，看守所要的是权力机关出具的手续。这个“空白期”到底多长时间，到底应该多长时间，只有天知道。每天不断地询问检察院，都被告知没有这个案子，案子像突然蒸发了一般。多方打听才获知，检察院已经撤销了逮捕的决定，案件又回到侦查机关了，侦查机关对汪建中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然而，这个情况我不能告知汪建中的亲属，当被亲属逼问的时候，只能说“很快”、“马上”就会有消息之类的。好在《财经》公开了这个消息，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有一点不解的是，《财经》如何获知的这个信息，是正常渠道吗？据我所知，这个案子好像没有过新闻发布会，《财经》也不是专门的法制类的媒体，可是居然可以得到“秘密”的信息，并广而发布；我作为一个合法取得受托资格的律师，却不能向亲属去说明。如果不是媒体公开了，如果是我泄露给亲属了，真不知道会不会治个泄露秘密罪呢。事实上，我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我只能装得不知道，我要表现出知道，离麻烦就不远了。

    只这一个案子，只侦查程序，就看出我们现行的程序法律是多么不完善，就可以看出“关系”的市场为什么如此发达。正常渠道不能去获得，即便你有合法的身份和理由，获得之后你不能说，即便你有合法的依据和来源。

    不可说，不明白，不理解！！

    最后还要说说已经公开的监视居住。是已经公开了吗？当然，网络都铺天盖地了还不算公开吗？可是，汪建中在何处被监视居住，“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财经》语），哪个招待所？不知道，这算是已经公开了吗？还没有吧。这真是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拘留、逮捕都是比监视居住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前者是剥夺人身自由，后者是限制人身自由。可是，前者要告知亲属羁押的地点，后者却亲属完全不知。是法律规定的疏漏吗？不是。那怎么会出现较轻的强制措施在执行上却更重的情形呢？说到底，只是因为立法者在制定监视居住这种措施的时候，不知道具体执行机关会这般使用的。而且，不只对汪建中可以使用，对任何人要用起来也都不会有例外。

    早在2002年，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试论监视居住与非法拘禁之异同》的论文，该论文获得专家评比一等奖，并被收录于《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