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律师

    下午去看守所会见一个被羁押两年多、正在二审过程中的被告人。我是二审刚刚接触这个案件的，此前为什么羁押这么长时间才做判决不得而知。但我确信，这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10月25日就已签署，但至今未得全国人大批准。何时批准，未见提到议事日程；会不会保留某些条款，尚未可知。看来，批准加入这个条约，反映出来慎之又慎。究竟为什么如此慎重，尤其与国内某些立法速度相比，恐怕批准之后就难有退出的理由，至少国内立法修改的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远比批准加入公约来得简单。法律人之外的可能对批准加入此公约的重要性没有什么认识。但作为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来说，深感意义非凡。

    在该公约当中，对犯罪嫌疑人迅速交付法庭审理，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该项权利的含义至少有二：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从速交付法庭审理，由法庭尽快得出是否有罪的结论，即避免中国司法长期无法根除的“久拖不决”的现象；二是防止无罪的人被长期羁押，即避免中国司法长期无法根除的“超期羁押”。由此看来，中国司法长期无法根除的现象，都是联合国早在四十年前就以国际公约形式明确反对的。而且世界上有超过一百多个国家已经签字加入。

    然而，多年以来，“中国国情”一直作为妨碍立法发展、阻碍司法进步最好的遁词。不接触此项的国民，一般都认为我们的立法加强了，司法进步了。什么叫立法加强，不是以数量多寡来衡量的。正如法学泰斗江平教授所言，立法也分“良法”与“恶法”。我们在看到数量增加的同时，必须去探究其中“良法”有多少，“恶法”有多少。所谓“恶法”，不能以“欺压人民”作为标准。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可以说，我们不存在“恶法”。实际上，“恶法”的标准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衡量一个法律在司法当中实际可操作性、为不公正的司法所利用的空间有多大。对法律评价的“良”与“恶”，不是一般世俗标准，不是看上去很美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抨击司法腐败的时候，往往从个案到个案，似乎每个个案的发生，都只是某地或某人的个别的问题，而不去从理性的高度看待和挖掘。如果立法严密，为司法所操纵的空间必然小。如果将普遍存在的司法腐败仍归咎于司法本身的问题，那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所以，将立法加强了，司法进步了

作为概括中国法制建设成就的总结，实在为时尚早。看我们与国际公约最低保障限度要求的距离，就知道我们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从那些社会底层的小偷小摸，到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被执行死刑，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止是理论上。因此，国家保障公民“良法”的制定，不但是过去、现在犯罪嫌疑人的企盼，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守法公民的企盼。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公约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真正远离仍然还是立法与司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