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律师

 

    由马克东律师被指控诈骗有感而发的“可以加在律师头上的罪名有多少”，这个话题本来不想再谈了，但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联想到近几天本所其它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的遭遇，让我不得不再续这个话题。

    任何一个准备从事律师工作的人，恐怕都不曾设想过这个职业潜在的危险——如果选择当警察、当消防员、当兵等等，这是很自然会想到的。事实上，这个职业的危险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与身体受伤害之险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之险，不是这个职业固有属性决定的，诸如消防员要随时面临的；后者之险，又不是其它职业容易遭遇的，诸如律师职业当中的陷阱与威胁。

    比如当一个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警方抓捕的人，向律师进行咨询的时候，律师应当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至少包括：

    1、接受咨询者对律师陈述到什么程度；

    2、陈述者表达能力及真实性程度；

    3、律师执业经验丰富程度；

    4、律师对咨询涉及问题的专业程度；

    5、律师语言表达能力的程度；

    6、接受咨询者理解的程度；

    7、律师希望提供帮助的程度；

    8、接受咨询者获取正反方面信息的程度；

    9、……

    在外人看来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至少受到以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然而，一旦该接受咨询者被警察抓获，在向警察供述的时候，就会说我向律师咨询过，律师说如何如何。有些警察立刻就会兴致大增，尤其对于专门与警察“作对”的律师，可有了下手良机，而且轻而易举地就能带出一个律师“教唆”之类的案件出来。呜呼！于是乎，可以传唤律师，讯问律师，羁押律师……

    法律规定了律师伪证罪（《刑法》第306条），难道法律可以规定律师有哪些可以豁免的罪吗？不可能！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体制下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事吗？律师也许根本想不到一个日常咨询工作，会潜伏着如此巨大的危险。好在科技发达能够给律师提供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比如录音。可是，当一个职业存在这种天然的危险的时候，与走钢丝的表演者何异呢？

    一个职业社会地位高低，有些是其职业属性本身决定的，比如教师。即使没有教师节，教师应当受到的尊重也是无庸置疑的（个别教师对职业的损害无法撼动其固有的社会地位）。但像律师这种在法治发达国家具有崇高地位的职业、在我们这里并不具有其应有的价值。说起来，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也有职业本身的。但立法对律师价值和作用的定位，以及整个司法体制对律师职业价值内在的贬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只要进得“衙门”，就足可以让资深大律师俯首贴耳，听命于忙来忙去。原本应当由制度来确立、立法来规制的程序，被各级各类各种各部门各单位乃至个别人的理解、文件、规定、决定、口头告知等等所取代，有些执法人员甚至直言不讳：法律规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位就是这么规定的！对此，就是学富五斗充任律师的教授又能奈何。

    看来，给律师加多少罪名都不奇怪。面对“权力”，律师的“权利”算得了什么？随意侵它一侵，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