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壶村是一个既不靠山也不临海的丘陵地带小村庄，这里的人要到离它最近的市镇—汕头市铜盂镇去赶集，得走上半个多小时难行的泥泞道路。当然，现在情形已大为不同。2003年，黄光裕和哥哥黄俊钦一起投资400万元，将此马路翻修一新，并且命名为“国美大道”。
　　黄光裕16岁随哥哥黄俊钦离开家乡闯荡之前，在广东汕头的老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汕头出了一个中国商界乃至世界商界的巨头—李嘉诚，但黄光裕年少时并没有听说过李嘉诚这个名字，更不用说从商的动机源自这位从家乡走出的商界巨头的激励。
　　黄光裕1969年出生，在他之上有一个哥哥黄俊钦，大他3岁。黄光裕本名黄俊烈，现在黄俊烈仍是黄光裕在国内身份证件上的用名。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在黄光裕之下，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黄秀虹和小妹妹黄燕虹。

 

早熟的孩子
　　凤壶村人口不过三百，村里可耕地很少，分到每个人头上不过几分地，一家人的田地加在一起也就二亩左右。在凤壶村这个依靠种农田获得粮食和主要收入的村庄，黄家算得上是最穷的一户人家。黄光裕的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做些小生意，但他的生意并不太好做。全家人的生活主要依靠母亲在家里做一些手工活，赚取每月十几块钱的微薄收入。
　　黄秀虹回忆说：“广东开放得早，我们那边手工业都是比较发达的。男主外女主内，每个女人都会在家里做些编织袋、渔网这样的东西，当时北方市场上能见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南方来的，一些商人去订了合同，回来后发到各个村，让家庭作坊做。”
　　尽管如此，家里还是三天两头出现断粮或没钱的情况。由于家境贫寒，一家人在村里也容易受别人的欺负。但兄妹几个人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从来都不吭一声。
　　在黄秀虹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黄光裕带她到村口的沙土堆上玩。一堆男孩正在那里玩耍打赌，其中有一个男孩老是输，他恼羞成怒，于是指着黄秀虹说：“就是因为有你这个臭女孩在这里，害得我特别晦气！”还不到十岁的黄光裕火冒三丈，跟他对打了起来。那个男孩不是他的对手，只得掉头往家里跑去，黄光裕紧追不舍，直至把这个男孩赶到他家才肯罢休。
　　在黄秀虹看来，两个哥哥“都有相当的智慧，只不过智慧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大哥黄俊钦是一个性格内向、文静的人，不爱惹事。而黄光裕则淘气、捣蛋得多，是当地的“孩子王”，一帮孩子出去玩经常是他带头。不过她二哥一般不会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别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来，他就会跟人家去拼命。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光裕的成长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据黄秀虹说，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孩子。有时生气了嚷一嚷，非常严厉地说一说。”在黄氏兄弟的性格形成中，母亲的严格教育起了关键作用。母亲对孩子们要求很高，与她信天主教关系非常大。黄家一家都信天主教，这种信仰由祖上几代传下来。
　　黄光裕兄妹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能在外面闯祸，不能欺负别人，对人要有礼貌，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关心。黄光裕的母亲经常对朋友们讲起黄光裕年幼时的一件事情：那时才一岁多的小光裕由她抱着去镇里的杂食店买饼干，当时一分钱能够买到两块饼干。小光裕自己吃一块，留下一块。“你知道这一块是留给谁的吗？”一般人都会回答道，当然是留给自己的妈妈吃啊。黄光裕的母亲说：“光裕才不会留给我吃呢，他是留给哥哥的！”才一岁多的小光裕就懂得跟哥哥分饼干吃。
　　黄氏兄弟俩从来不分年纪大小，任何事情都商量，谁的主意好就听谁的，爱好电子的哥哥黄俊钦在组装电视机或小音箱时，弟弟黄光裕就给哥哥做帮手。
　　直到今天，兄弟姐妹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相互吵嘴的情况都极少发生，黄秀虹只记得与二哥黄光裕惟一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她十四岁那年。那是一个农忙季节，田野里大人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家里凡是大一点的小孩都加入了劳动大军。黄秀虹和二哥黄光裕走在田埂上，他们一边互相嬉笑着，一边用一个大竹筐把晒好的谷子抬往自家院里。突然之间，两人不知为什么事情言语冲突起来，走在前面的秀虹脖子一扭就停住了脚步，任后面的二哥怎样使劲推也不肯再动弹半步。当时十五六岁的黄光裕一时火起，丢下竹筐上前就给了秀虹一巴掌。秀虹的鼻血“哗”的一下流了出来。黄光裕吓得手忙脚乱，一边忙着止血，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妹妹：“回家千万别告诉爸妈！”
　　后来黄光裕和哥哥到北京做生意以后，他还想着在农村的两个妹妹，想将她们接到北京上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黄家常见的情景是：哥哥喂猪，弟弟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母亲回到家中时，家里的事情已经被打理得很好，哥哥黄俊钦还要跟着母亲去看猪喂得饱不饱。吃完饭没事了，孩子们还会说：“妈你坐着休息吧，你累了，我们去收拾。”
　　黄光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做完饭怕烫不敢去把锅盖拿起来，还得去求邻居，说：“姑姑你去帮我把饭锅端起来吧。”
　　在农村基本上没什么可玩的，几个孩子除了读书就是帮家里干活。看到门口有人卖水果或者其他好吃的东西，他们也从来不会吵着要母亲买。每到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没有用掉，等年过完了，压完岁了，几个孩子又都把钱还给母亲。

 

商业启蒙
　　母亲经常给兄弟俩讲述一个出自《圣经》的故事：主人出门远行前，将三个奴仆叫过来，每个人给了一块钱。一个仆人只想着：主人才给了一块钱，太抠门了。另两个仆人想：主人出远门，我们帮主人看家，不应该把主人留下来的东西吃掉，要干点活，去赚点钱。我们不是有一块钱吗，可以拿去做本钱，做小生意赚点钱。
　　等到主人回来了，第一个仆人说：主人啊，你出去的时候给我一块钱，我不敢动，就埋在地下，怕丢了。第二仆人和第三个仆人说：主人啊，你给我们每人一块钱，我们俩商量不能把钱藏在家里，不能把主人留下来的东西给吃光了，我们就找点小生意做了。主人听了很高兴地说：我给你一块钱，你赚出这么多钱，还不损失家里所留下来的财产。主人奖励了这两个仆人，并让他们掌管更多的事情。而对那个将钱埋在地下怕丢了的仆人，主人责骂说：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我的钱给你了，你却不拿出来用。你用信得当，即使亏了我也会再给你的；你用得不得当，我会罚你。钱拿去藏在地下，应该不会丢，但你却是个恶徒！
　　这个故事将这样一种意识根植于黄光裕的心里：人要用好手头上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并且努力工作，得到回报。只有这样，大家才会赏识你。“你看到辛苦敬业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给了黄光裕努力追求财富的合理动机。
　　而事实上，历数欧美那些最成功的商人，有信仰者占据大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是清教浸礼会教徒，IBM创始人老沃森是新教徒，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是卫理公会信徒，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是基督徒，戴尔的董事长戴尔是犹太教徒，其CEO罗林斯是摩门教徒，汇丰银行CEO埃尔顿还是一个圣公会牧师。
　　在黄光裕形成自己的金钱观过程中，他经常听到母亲这样的说法：“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这张纸揉碎了，扔在地板上，跟将一块纸板揉碎了扔在地板上是一样的。但你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 000块，1万块。”
　　黄光裕经商20年来总在强调“诚信”二字，这也有来自母亲教育的成分。母亲的教育思想是：要让孩子知道交朋友一定要讲信用，一定要说话算话，朋友不能欺骗朋友。从小就让孩子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人品。只有这样，到他长大的时候，才会有人相信，有人支持。
　　包括国美内部管理授权系统、管理手册等一些在国美成长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管理方式，实际上也有受母亲所熟知的宗教影响的痕迹。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每个人都有由上帝安排的岗位职责，每个人各自负责一块工作。一位国美高管人员说：“现在国美的工作能分得这么明细，跟黄总小时候受的这种教育有关系，这种教育可能影响了他的一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他的很多做事规则的确是教徒的体现。一些天主教中的理念，展开之后就形成了管理的智慧。”
　　信奉天主教使黄光裕保持着爱心。2005年1月，一场突发的印度洋海啸，令遭遇海啸的许多儿童成为了孤儿，黄光裕捐款1 000万元，用以救助100位海啸事件中的孤儿。在这次捐款中，黄光裕家族捐款700万元，另有300万元来自国美员工。
　　2004年，黄光裕和哥哥黄俊钦共同出资400万元，在家乡修了一条公路，叫国美大道。修这条路是方便家乡的人们出行、运输、做生意。除国美大道外，黄氏兄弟还建了一条将三个村庄连在一起的路，以方便乡亲走亲访友。他还为村里的每一家都修建了排水沟。黄光裕对母亲说：“从家乡出来的人，不思念家乡，就太没情义。”

黄光裕母亲（左）在黄光裕家族向东南亚海啸受灾孤儿捐款仪式上

 

16岁外出闯荡为找口饭吃
　　当黄俊钦、黄光裕还在学校里读书时，每逢学校的假期，兄弟俩就经常到附近的乡镇走街串巷，去收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来卖，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两三块钱。这种行为对于南方农村的孩子来说是较为常见的，但也称得上是黄氏兄弟最早的商业实践。
　　黄秀虹回忆说：“我们那边的人，确实商业意识比较强。对于小孩子，只要是正当的生意一般大人都会支持。”她觉得，自己的两个哥哥从小就走街串巷做点小生意，但这并不表示两个哥哥有多么独特，“现在的孩子也不是说做了这个就能成为我哥这样，环境各方面不一样。从小就做生意与后来我哥的商业成功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后来的商业才能主要还是来自环境的造就吧。”
　　1985年，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决定走出凤壶村，走出汕头，北上做生意。那一年黄光裕16岁，黄俊钦19岁，他们都想外出闯荡。
　　黄光裕承认当时的目的就是走出农村那块土地，在城市里找口饭吃，没有想得更远。“当时农村人想要走出来，有几条途径，一是靠读书，读书出来后可以在城里弄个正式岗位。二是靠当兵离开农村，我也想过当兵，但没走成，当时当兵也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的。最后我选择了经商，也是因为没别的路可走。应该说这时候有一番激情，就是想改变生活环境。并不是说，非得发大财我还才想出去的，当时是怀着挺简单的一种目的。”
　　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读完高中后便自己谋生了，而黄光裕没有读完初中便离开了课堂，这也成为黄光裕的一件憾事，并非因为黄光裕不爱读书，而是在他年少时，上高中读大学对于他这样一个家庭背景的孩子来说，所需花费令家庭十分吃力。现在黄光裕提起知识和教育，还充满崇敬之心。而且他也在利用可能的条件，不断给自己充电，并且他通过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他说：“这个社会真正能成功的人靠的还是知识。”黄光裕欣赏李光耀的事迹，李光耀原来是难民，但他后来坐着豪华游轮头等舱去美国上学，还当上了新加坡总统。“有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二；没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二。”
　　当16岁的黄光裕对母亲说“妈，我要出去做生意”时，母亲心里有一丝担心，但她明白，他觉得家里穷，就想出来做点事帮助家里，如果她不许他去，他就会不高兴。黄光裕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想到他会去做生意，也没想到他长大后到底能做什么。但面对儿子的请求，她还是允许黄光裕跟随他的哥哥黄俊钦一起外出闯荡。家里拿不出多少钱，她就从外面借来高利息贷款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光裕和哥哥没有选择在汕头本地发展，而是选择北上内蒙古。黄光裕回忆说：“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我想走出汕头，到外地谋求一种生路，当时也没想要发展得多好多棒，就是不太愿意在当地做事。”
　　他们也没有采取当时常见的方式：逃到香港谋求发展。对此，黄秀虹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那时候可能去香港不是太方便。投机、没保障的行为我妈是不会让他们去做的。这可能跟我妈的教育方式有关。”

 

“订合同”大军中的一员
　　离开家乡闯荡，黄氏兄弟俩最初从事的是一些贸易业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已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80年代中期，潮汕一带涌现了数以万计的“订合同”大军，这批生意人离乡背井跑供销、闯市场，足迹遍及全国。这其中也包括北上的黄俊钦和黄光裕两兄弟。
　　那时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全国处于各种物品供应稀缺的时代。南方得风气之先，形成“全民皆商”局面。一位在南方家电行业干了近20年的人士回忆，他的父亲是教书的，但也利用自己的关系倒一点“批文”，“很多有点关系、有点门路的人都成为暴发户了。你能拿到一批货你就赚钱了，你能拿到一个合同你也赚钱了。”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例子甚为常见：那时位于南方某城市的一家电视制造企业，在全国的销售系统只有6个人。这6个人是正规的销售人员，这6个人在外面联系着无数的人，全国所有要货的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找这6个人。
　　比如你找到我帮助搞点货物，因为我与这6个人中的一个人认识，或者我与这个厂的总经理认识，我可以通过这种关系，帮你搞到100台或200台彩电。我起到牵线的作用，可能每台彩电我能抽取10元到20元的中间费。那个时期像这样赚到钱的人很多。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现在这样的机会大大减少了。那是一个只要有货物不愁没有买家的年代，当时很多人觉得自己经商能力很强，又有关系，觉得生意真是好做。但到了供过于求的时代，这些人大都消失了，只有少数人能够继续经营下来。
　　依靠南方的货源优势，黄俊钦、黄光裕坐火车到内蒙古一带寻找市场，与需要货物的人订合同，然后回广东发货。“如果有人要什么东西，我们便回去采购，将货物发送到内蒙古，就这么简单。”黄光裕回忆说。
　　1985年从学校离开后几个月，黄光裕便随哥哥去了内蒙古。1985年10月10日是他第一次随哥哥去内蒙古，待了45天。紧接着又在1986年年初去了第二趟，待了近一个月。
　　兄弟俩外出闯荡，母亲在家里很担心，毕竟这种行商在当时还被蔑为“投机倒把”。那时打个电话也不是很方便，“但因为我知道孩子品格好，不会去跟别人斤斤计较，不会惹是生非，这点还是让我放心的。”在黄光裕母亲的记忆里，兄弟俩外出，直到后来在北京稳定发展，基本上都没做过亏本的生意，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小风浪，最后都平安渡过了。
　　短短的两次内蒙古之旅后，黄光裕便对在内蒙古做生意渐渐失去兴趣，开始考虑转移战场：“我觉得那里市场太小，另外觉得那边的人虽然非常仗义，但我有一个感觉：有时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这性格不太适合这种氛围，我喜欢说过的话就算话，要有一个交代。”
　　黄光裕第二次到内蒙古的时间是1986年1月份，198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黄光裕问哥哥，内蒙古周围哪个城市更大？哥哥给他说了几个城市的名字，北京、太原、上海，等等。“我一查地图，北京比较大，所以我就一个人先到北京来了。”黄光裕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北京这个地方，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他的性格。从大面上来讲，人非常好，讲义气，同时也比较讲分寸。
　　黄光裕1986年来到北京后，起初在北京做过一些贸易，直到1986年年底承包下珠市口的一家门店，他才开始揭开人生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