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三分,两分眼泪一分微笑——我所经历的汶川大地震(第六天上)
(2012-09-10 10: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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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日记 |
2008年5 月17 日
星期六 晴转雨
早上7 时,我们被车外的一阵嘈杂声惊醒了。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阿坝师专的几千名师生都已醒了,操场上已是一片忙碌景象。
三个年轻的母亲,各自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焦急地四处求医问药。原来,她们的孩子感冒了,有一个7 个月大的男婴还拉肚子。她们找到校医务室,可是医务室根本没有婴儿药品,就连成人药品都所剩无几了。
我想起了在康定姑咱镇上的岔路口药店那对夫妇,他们委托我带给灾民的药品中就有感冒药,虽然都是成人药品,但有一种“感冒清颗粒”是中成药,如果减量给婴儿吃,应该可以,至少比西药的副作用小。
“感冒清颗粒”一共有四盒,我拿了其中的两盒分送给那三个母亲。她们又恳求我再给她们一些成人用的感冒药。
虽然她们看上去都还健康,但我还是决定再给她们一些药品。我刚把药品拿出来,她们就争着抢光了,紧紧地捏在手里,很紧张的样子。
我有些心酸,我知道她们现在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因此只要有药,不管用不用得上,都先储备着再说。我很想再给她们一些药品,但同事们提醒我,现在灾区药品极为紧缺,需要药品的灾民还很多,我不要一时心软,几下就把药品送光了,等再遇上更急需药品的病人时,我们就没办法了。我觉得同事们说得有道理,只好作罢。
早餐依然是车上带的牛奶面包和火腿肠。我喝了牛奶,面包和火腿肠实在是吃不下了。从13 号出发,天天就吃这两样东西,看着就有些反胃了。
这时回想起地震前的生活,经常呼朋唤友,吆五喝六地去下馆子,突然就觉得罪过。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似乎已变得很遥远。
而在灾后的汶川,最麻烦的问题不是吃喝,而是拉撒。尤其一到白天,到处都是人,我作为一个女人,就没办法随便找个隐蔽处解决了,必须得去找厕所。这成了我最头疼的事。
在阿坝师专的操场上,有一小片树林,学校在林子里临时挖了两个一米来深的坑,架上几根木板,用几块木板纸板简单围上大半圈,略略有些遮羞的样子(实际根本遮不了羞,只是谁也顾不上害羞了)就做成了两个简易的“厕所”。
清晨起来,几千名学生都要“方便”,“厕所”尤其是“女厕所”前排起了长龙。而我偏偏又肚子疼,那段漫长的等待,简直叫人绝望。
“方便”之后,根本找不到水。整个阿坝师专就只有一口水井,几千名学生按班级派了代表,拿着锅碗盆桶,在井前排着长队。
出发时带的一大包婴儿湿巾,已经只剩下最后几张了。我们只能很珍惜地抽出一张,先“洗”脸,再“洗”颈子,再“洗”手。那湿巾便由白变黄更变黑。
学校在操场边搭了临时灶台,用柴火熬着几大锅粥。粥中加了蔬菜粒、肉丸子、火腿肠之类的东西,红红绿绿,令人垂涎。这是昨天晚上,学校负责后勤的几个领导在县城四处出击,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五千师生,分级分班派代表去领粥。脸盆,水桶都派上了用场。派粥的规矩是:每2 人一勺粥。代表报班级和人数,比如一个班有30 个人,那派粥的人就往代表的脸盆或水桶里盛上15 勺粥。一勺也就是一小碗的样子。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派粥。因为只有几口锅,却有五千师生,根本忙不过来。只有这样“流水席”,从早熬到晚,大家轮流着先每人喝上半勺粥续着命,再等着第二轮的半勺、第三轮的半勺,以此类推。
我的校友、阿坝师专的校长马洪江告诉我,地震后,他们清点了食堂的储备,发现还储存有2 万斤大米,1 千斤粉条和少许其他食物。在不用政府赈济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可以支撑10 天左右。他们坚信,用不了10 天,大笔的救援物质就将进入汶川。
事实上,我知道昨天路通之后,政府部门就组织了131 辆的庞大车队,运送了一大批物质经马尔康运往汶川。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并没有把握这批物质能顺利送达汶川。这一路上的交通状况实在是太恶劣了,余震不断,滑坡不断,道路时断时通。
看着乱糟糟的灾后的汶川,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大自然要摧毁人和人创造的繁华,都是那么容易的事。人类辛辛苦苦很多年才创造的文明,大自然可以在一瞬间就将之摧毁。在这种不可捉摸的力量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脆弱。
老马留我喝点粥,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和这帮身陷困境的学生们去争食,哪怕只是一勺粥。
我们继续分头采访。
今天比昨天的情况又要好得多了。县城约有近十分之一的店铺恢复了营业。一些重点营业场所,储如超市、粮店、药店,都有武警持枪守护。
而大街上也热闹起来,甚至出现了猪肉摊和现卤现卖的卤肉摊,还有几十个卖樱桃的村民。只是大街两侧都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危房,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景象便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我对汶川灾后的物价很感兴趣,特地做了一个小调查:
卤鸡每只30 元(毛鸡3 斤多重);苕粉每10 元3 把(1 把约1 斤);卤猪耳每斤25 元;卤猪蹄每斤20 元,卤猪肉每斤25 元,卤君肝每斤25 元,鸡蛋每上7 角,嫩南瓜每斤1 元,西瓜每斤3 元,大樱桃每斤10 元,小樱桃每斤5 元,美好火腿肠每根5 元(170 克)------
价格基本与灾前差不多。鲜猪肉略贵,最初每斤卖20 元,可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再回到肉摊前时,肉价变成了每斤15 元。
卖猪肉的老婆婆告诉我,这是她自家养的猪,一共养了3 头,地震了,房子成危房了,买不起饲料养不起猪了,只好杀掉卖了。
随后我从当地负责后勤的副县长张通荣处了解到,地震后,汶川县城自有储备粮7 万斤,因此在与外界讯息不通时,还能自救。但现在全县范围内的居民、滞留游客、抢险的官兵等总人数达到了12 万。粮食严重缺乏,如果再没有救援物质送来,就面临断炊之险。
汶川县城受损不算太重,但汶川的一些乡镇尤其是一些山寨,受损极重,在重灾区急需救援的人数达到了4 万人。
张通荣显然已经多日未曾休息了,满脸疲惫。但让他兴奋的是,当天上午,有部队运来了7 卡车大米,每车有1 万斤。
张通荣说,眼下汶川最缺三大样物质:帐蓬、食品、药品。其次缺燃料,因为汶川生态环境恶劣,山都是光秃秃的,不出产柴草。“眼下物资紧缺,我们的保障程序是,先保重伤员和医护人员,再保学校、游客,再保普通群众,最后保机关干部”。
我相信他说的基本属实。因为昨天的晚餐我仍是在县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吃的,和中午一样,仍是半碗稀粥,只不过多了半勺炒白菜。筷子很紧缺,每人只分到了一根筷子,不能夹,只能端着碗往嘴里刨。好在粥够清,不用筷子也能喝。而我在县医院医疗点看到的,医护人员们吃的是干饭,菜有一荤一素。
而街上的灾民大多也都吃的是干饭。而由于全城断电,灾民们都集中把家中冰箱中抢救出来的食品煮了吃,因此多数人的菜还相当丰盛,有些帐蓬内,炒的肉都是用脸盆装的。但这些都只是表相,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不了两天。
当地人都对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很有好感,对我们的工作相当配合。言谈间看得出他们对政府的救援非常有信心。
在采访过程中,不时有人塞给我们一瓶水,一个水果,一把樱桃之内的东西。推都推不掉,他们总是说,你们是提着脑袋进来采访我们,为我们呼吁的,我们应该感谢你们。那时,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我把零零碎碎得来的食品和水全都存在了包里,趁采访间隙,全都送给了那个不幸而又幸运的产妇。我想尽量让她能多一些营养。
有时口很渴,我也尽量忍着不喝水。一来想多节约一瓶水,二来就是害怕“找厕所”。作为记者,性别为女在平时的采访中并不是弱点,但在这种特殊的采访环境中,女性的先天弱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体力不支,比如必须找“厕所”才能“方便”,甚至可能遭遇“例假”引发身体不适等尴尬------
上午采访到两个让我开心的好消息:自来水厂开始恢复部分供水了。由于地下管道被震坏了,也摸不清各个居民楼里的水管情况,水厂只能给各消防栓供水。一时间,各个消防栓前排起了长队。天天被尘土包裹的人们,争着清洁自己的身体和衣服。一些长发女人就弯着腰在消防栓前用冷水洗头,没有洗发水,就用清水冲冲也好。我也很想洗洗,但终究没敢洗。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些长途奔波来到高原的平原人,体质和本地人不一样,用冷水洗头很容易感冒。
中午,我们买了一只卤鸡,一手卤牛肉,蹲在街边和着干粮吃。这卤菜都卤得不好,没盐没味,尤其牛肉是牦牛肉,有一股腥膻之味,我平时就是素食动物,吃了一片就吃不下了。好在有樱桃卖,我买了两斤樱桃当饭吃。
在这个想象中的震中重灾区,居然能吃到卤肉和樱桃,真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城中来来往往的人的面孔上,也看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紧张、绝望与悲伤。一切有着一种怪异的平静和从容。这让我很是感慨。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不想呆在这样“条件优越”的县城里“享受”,我想到真正的最艰苦的重灾区采访。但道路不畅,汶川通往几个重灾乡镇的路都不通。而一些重点区域,如北川县,映秀镇,报社已经安排了其他采访小组了。我们这一组本是报社采访力量最强的组,所以才会被派往“震中汶川”,没想到几天的长途跋涉,千里奔袭,原以为重中之重的重灾区其实并不算特别严重,这种感觉很别扭。就如拼尽全身力气打出一拳,却落了空。
在这次重大灾难发生后,我没有进入真正的重灾区采访,心里很遗憾。由此想到,不要说我们报社的安排,就连国家此次在救灾的布署、资源分配上都存在着一些失误。当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汶川县城、喊出“挺进汶川”的口号的时候,一些真正的重灾区例如北川,什邝、绵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这个有着13 年从业经验的老记者,只进入了一个概念上的“核心区”,而没有到最需要我的战线上去履行我的职责,我很难过。
但职业遗憾归职业遗憾,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还是非常庆幸汶川还“活”着。以前几乎平均每年我都会来汶川一次,这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小城。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它还能顽强地“活”着,我没有理由不为它高兴。
晚些时候,汶川县城又部分恢复了供电。但供电的范围很小,主要只保证救灾指挥中心和医疗点。
下午4 时,县城里的联通恢复了信号,移动的信号也强了许多。政府立即调集了4 台柴油发电机在大街上发电,接上了几十个插线板,供灾民们给手机充电,好及时与外界的亲友联系。一时间,发电机附近挤满了人,大家围着插线板或站或蹲着,守着给手机充电。
看到这个“濒死”的小城在慢慢地在“复苏”,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写到这里,我很怕让人误会汶川的灾情就“不严重”了。事实上,汶川(县的行政区域)和汶川县城是两回事。我这里所记述的仅仅只是汶川县城的情况。汶川的重灾区主要在映秀、漩口、水磨、三江、耿达、银杏等乡镇,以及一些大山上的村寨。在这些地方,房屋无一完好,大多数都塌了,死伤惨重。
早上7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阿坝师专的几千名师生都已醒了,操场上已是一片忙碌景象。
三个年轻的母亲,各自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焦急地四处求医问药。原来,她们的孩子感冒了,有一个7
我想起了在康定姑咱镇上的岔路口药店那对夫妇,他们委托我带给灾民的药品中就有感冒药,虽然都是成人药品,但有一种“感冒清颗粒”是中成药,如果减量给婴儿吃,应该可以,至少比西药的副作用小。
“感冒清颗粒”一共有四盒,我拿了其中的两盒分送给那三个母亲。她们又恳求我再给她们一些成人用的感冒药。
虽然她们看上去都还健康,但我还是决定再给她们一些药品。我刚把药品拿出来,她们就争着抢光了,紧紧地捏在手里,很紧张的样子。
我有些心酸,我知道她们现在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因此只要有药,不管用不用得上,都先储备着再说。我很想再给她们一些药品,但同事们提醒我,现在灾区药品极为紧缺,需要药品的灾民还很多,我不要一时心软,几下就把药品送光了,等再遇上更急需药品的病人时,我们就没办法了。我觉得同事们说得有道理,只好作罢。
早餐依然是车上带的牛奶面包和火腿肠。我喝了牛奶,面包和火腿肠实在是吃不下了。从13
这时回想起地震前的生活,经常呼朋唤友,吆五喝六地去下馆子,突然就觉得罪过。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似乎已变得很遥远。
而在灾后的汶川,最麻烦的问题不是吃喝,而是拉撒。尤其一到白天,到处都是人,我作为一个女人,就没办法随便找个隐蔽处解决了,必须得去找厕所。这成了我最头疼的事。
在阿坝师专的操场上,有一小片树林,学校在林子里临时挖了两个一米来深的坑,架上几根木板,用几块木板纸板简单围上大半圈,略略有些遮羞的样子(实际根本遮不了羞,只是谁也顾不上害羞了)就做成了两个简易的“厕所”。
清晨起来,几千名学生都要“方便”,“厕所”尤其是“女厕所”前排起了长龙。而我偏偏又肚子疼,那段漫长的等待,简直叫人绝望。
“方便”之后,根本找不到水。整个阿坝师专就只有一口水井,几千名学生按班级派了代表,拿着锅碗盆桶,在井前排着长队。
出发时带的一大包婴儿湿巾,已经只剩下最后几张了。我们只能很珍惜地抽出一张,先“洗”脸,再“洗”颈子,再“洗”手。那湿巾便由白变黄更变黑。
学校在操场边搭了临时灶台,用柴火熬着几大锅粥。粥中加了蔬菜粒、肉丸子、火腿肠之类的东西,红红绿绿,令人垂涎。这是昨天晚上,学校负责后勤的几个领导在县城四处出击,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五千师生,分级分班派代表去领粥。脸盆,水桶都派上了用场。派粥的规矩是:每2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派粥。因为只有几口锅,却有五千师生,根本忙不过来。只有这样“流水席”,从早熬到晚,大家轮流着先每人喝上半勺粥续着命,再等着第二轮的半勺、第三轮的半勺,以此类推。
我的校友、阿坝师专的校长马洪江告诉我,地震后,他们清点了食堂的储备,发现还储存有2
事实上,我知道昨天路通之后,政府部门就组织了131
看着乱糟糟的灾后的汶川,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大自然要摧毁人和人创造的繁华,都是那么容易的事。人类辛辛苦苦很多年才创造的文明,大自然可以在一瞬间就将之摧毁。在这种不可捉摸的力量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脆弱。
老马留我喝点粥,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和这帮身陷困境的学生们去争食,哪怕只是一勺粥。
我们继续分头采访。
今天比昨天的情况又要好得多了。县城约有近十分之一的店铺恢复了营业。一些重点营业场所,储如超市、粮店、药店,都有武警持枪守护。
而大街上也热闹起来,甚至出现了猪肉摊和现卤现卖的卤肉摊,还有几十个卖樱桃的村民。只是大街两侧都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危房,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景象便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我对汶川灾后的物价很感兴趣,特地做了一个小调查:
卤鸡每只30
价格基本与灾前差不多。鲜猪肉略贵,最初每斤卖20
卖猪肉的老婆婆告诉我,这是她自家养的猪,一共养了3
随后我从当地负责后勤的副县长张通荣处了解到,地震后,汶川县城自有储备粮7
汶川县城受损不算太重,但汶川的一些乡镇尤其是一些山寨,受损极重,在重灾区急需救援的人数达到了4
张通荣显然已经多日未曾休息了,满脸疲惫。但让他兴奋的是,当天上午,有部队运来了7
张通荣说,眼下汶川最缺三大样物质:帐蓬、食品、药品。其次缺燃料,因为汶川生态环境恶劣,山都是光秃秃的,不出产柴草。“眼下物资紧缺,我们的保障程序是,先保重伤员和医护人员,再保学校、游客,再保普通群众,最后保机关干部”。
我相信他说的基本属实。因为昨天的晚餐我仍是在县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吃的,和中午一样,仍是半碗稀粥,只不过多了半勺炒白菜。筷子很紧缺,每人只分到了一根筷子,不能夹,只能端着碗往嘴里刨。好在粥够清,不用筷子也能喝。而我在县医院医疗点看到的,医护人员们吃的是干饭,菜有一荤一素。
而街上的灾民大多也都吃的是干饭。而由于全城断电,灾民们都集中把家中冰箱中抢救出来的食品煮了吃,因此多数人的菜还相当丰盛,有些帐蓬内,炒的肉都是用脸盆装的。但这些都只是表相,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不了两天。
当地人都对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很有好感,对我们的工作相当配合。言谈间看得出他们对政府的救援非常有信心。
在采访过程中,不时有人塞给我们一瓶水,一个水果,一把樱桃之内的东西。推都推不掉,他们总是说,你们是提着脑袋进来采访我们,为我们呼吁的,我们应该感谢你们。那时,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我把零零碎碎得来的食品和水全都存在了包里,趁采访间隙,全都送给了那个不幸而又幸运的产妇。我想尽量让她能多一些营养。
有时口很渴,我也尽量忍着不喝水。一来想多节约一瓶水,二来就是害怕“找厕所”。作为记者,性别为女在平时的采访中并不是弱点,但在这种特殊的采访环境中,女性的先天弱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体力不支,比如必须找“厕所”才能“方便”,甚至可能遭遇“例假”引发身体不适等尴尬------
上午采访到两个让我开心的好消息:自来水厂开始恢复部分供水了。由于地下管道被震坏了,也摸不清各个居民楼里的水管情况,水厂只能给各消防栓供水。一时间,各个消防栓前排起了长队。天天被尘土包裹的人们,争着清洁自己的身体和衣服。一些长发女人就弯着腰在消防栓前用冷水洗头,没有洗发水,就用清水冲冲也好。我也很想洗洗,但终究没敢洗。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些长途奔波来到高原的平原人,体质和本地人不一样,用冷水洗头很容易感冒。
中午,我们买了一只卤鸡,一手卤牛肉,蹲在街边和着干粮吃。这卤菜都卤得不好,没盐没味,尤其牛肉是牦牛肉,有一股腥膻之味,我平时就是素食动物,吃了一片就吃不下了。好在有樱桃卖,我买了两斤樱桃当饭吃。
在这个想象中的震中重灾区,居然能吃到卤肉和樱桃,真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城中来来往往的人的面孔上,也看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紧张、绝望与悲伤。一切有着一种怪异的平静和从容。这让我很是感慨。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不想呆在这样“条件优越”的县城里“享受”,我想到真正的最艰苦的重灾区采访。但道路不畅,汶川通往几个重灾乡镇的路都不通。而一些重点区域,如北川县,映秀镇,报社已经安排了其他采访小组了。我们这一组本是报社采访力量最强的组,所以才会被派往“震中汶川”,没想到几天的长途跋涉,千里奔袭,原以为重中之重的重灾区其实并不算特别严重,这种感觉很别扭。就如拼尽全身力气打出一拳,却落了空。
在这次重大灾难发生后,我没有进入真正的重灾区采访,心里很遗憾。由此想到,不要说我们报社的安排,就连国家此次在救灾的布署、资源分配上都存在着一些失误。当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汶川县城、喊出“挺进汶川”的口号的时候,一些真正的重灾区例如北川,什邝、绵竹,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这个有着13
但职业遗憾归职业遗憾,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还是非常庆幸汶川还“活”着。以前几乎平均每年我都会来汶川一次,这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小城。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它还能顽强地“活”着,我没有理由不为它高兴。
晚些时候,汶川县城又部分恢复了供电。但供电的范围很小,主要只保证救灾指挥中心和医疗点。
下午4
看到这个“濒死”的小城在慢慢地在“复苏”,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写到这里,我很怕让人误会汶川的灾情就“不严重”了。事实上,汶川(县的行政区域)和汶川县城是两回事。我这里所记述的仅仅只是汶川县城的情况。汶川的重灾区主要在映秀、漩口、水磨、三江、耿达、银杏等乡镇,以及一些大山上的村寨。在这些地方,房屋无一完好,大多数都塌了,死伤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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