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悲伤三分，两分眼泪一分微笑——我所经历的汶川大地震（第一天）
(2012-09-10 09:12:41)
标签：
杂谈 |
分类： 日记 |
按：这是我2008年5月12日记下的日记。从那天起的七天里，我记录了我所经历的汶川大地震的点点滴滴。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之一。这些日记当时只发布在了我的腾讯博客和天涯博客中。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云南地震的报道和现场图片，四年多前所经历的一切又在脑海中沸腾起来。于是重读这些博客，并一一复制过来，在新浪博客也留一份。
从5月11日至今，我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会超过5个小时。脑子没有闲过，泪水没有停过。在这短短的9天，我仿佛经历了一世，又恍若一直身处梦中。
5月10日，我办妥了从成都商报辞职的一切手续。在这之前，是近一个月的痛苦煎熬和矛盾挣扎。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新闻岗位，但又按捺不住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渴望。
5月11日晚，我请了几个相处得极好的商报同事一起吃饭。同事蔡军早就说好了，当我离开商报时，我的“离别饭”由他埋单。饭后我们去了KTV喝酒唱歌。在离愁别绪中，我喝了很多酒，也流了很多泪，只是，那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眼泪，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人生转折而流。
回到家已是凌晨2时过，我辗转难眠，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从此你就不再是一个新闻记者了，不再是那个仗剑江湖慷慨悲歌的侠客了！你要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新生活！
清晨7时过，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心中仍然充满一种说不出的忧伤和失落。
9时，建光开车把我送到了红星路口，他去了报业大厦，我坐公交车去了新公司上班。
坐在新的办公桌前，我的心情已趋平静，正尝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人生角色中去。那时的我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的下午，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将会发生一起怎样空前的灾难，而这次空前的人间灾难对我这个刚刚逃离新闻战线的“逃兵”来说，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复杂而深切的悲哀。
在新公司，我的职务是文学总监兼一个栏目剧的总编剧。上午，我做好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策划案草案，吃过工作餐后后又开始审查室内情景喜剧《新邻居时代》的几个剧本。
下午2时过，我还因与执行制片人、我的朋友杨波争执了几句而心中略有不快。我一边改稿，还一边在想着应该怎么和她沟通一下。
10分钟后，劫后余生的我与杨波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小肚鸡肠。此前的不快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全是真挚的感情。
2时28分，我正在填写一集剧本的总编剧审查意见，大楼突然开始一阵震动。震动最初还不是特别剧烈，我还不是太在意。因为此前，我个人曾经核实采访过多次“高楼莫名有震感”的新闻报料，而原因往往是楼下地面上有压路机之类的大型机械施工的缘故。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居然是地震！这居然是高达8级的地震！我居然会亲历这样一场特大地震！
坐在对面办公桌的波波问我：“亚玲，怎么回事？”我说“别紧张，可能是压路机在施工吧，我以前遇到过几次了”，话音未落，整幢楼就剧烈地摇摆震动起来。我想到了地震，只是不敢相信。与此同时波波大叫一声“不好，是地震！”我才意识到，真的地震了！
我大叫一声“快躲到桌子底下去！”，随后我们都钻进了桌底。波波的老公、制片人王征也赶了过来，钻进了桌底。
我们的公司在11楼，摇晃震动得十分剧烈，简直就如荡秋千一样。办公室中不停传来某样物件被晃倒在地发出的巨响。一声接一声，轰，轰，轰！
我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嘴里不由自主地喃喃着：遭了，遭了！
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我想到了建光，想到了女儿幺幺，我不想他们失去我，我害怕他们失去我之后的悲伤。
短短的两分钟犹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王征突然说：“我们不能待在楼上，我们得马上转移到楼下。”
我们立即钻出桌底，拿起手提包，跌跌撞撞地朝楼下冲。刚出办公室，王征就滑倒了，原来饮水机已被晃倒在地。我扶起他，大家一起朝楼下跑。王征边跑边提醒我们几个女同事：把鞋子脱掉，这样跑得快些！
这天我穿的是一件黑色绣花的吊带长裙，配了一双尖细的高跟凉鞋，用牛皮绳绑在脚上的那种，一时根本脱不下来，甩也甩不掉，我只能磕磕绊绊地往楼下走。后面的同事在催我跑快点，我实在跑不快，担心挡住了后面的人，就让到了一边。不过还好，大家都顺利地跑到了底楼。这时王征提醒我们，说进地下停车场最安全，不然楼塌了还是会砸到我们，但我害怕被深埋在地底，坚持往街上跑。他们也就跟着我跑上了街。
一到了街上才发现，满街都是人，表情都是一样的慌张。我们开始给各自的亲友打电话，可是都打不通。我不敢想象身在22层高楼办公的老公怎样了，我们的报业大厦还挺立着吗？我焦急地反复拨打电话，直到耗尽一块电池，仍是一个电话也未通。近1个小时后，我才接到老公借同事手机发来的短信：你情况怎样？与家中联系上了吗？
家中一直联系不上，但我还不是太担心。因为我们买的是框架式结构的新房，而且就在底楼，应该不会有事。但我却知道我年迈的父母、奶奶肯定会为我们担心，我为他们的担心而担心，焦急而焦急。
整个下午，我们都很慌乱。最后我们大着胆子来到地下停车场，王征把他的车开了出来。此时，满大街都是人和车，乱成一团。我们只能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处相对空旷一点的街边。
我们打开了收音机，这才知道，下午2时28分，汶川发生了7。8极大地震！
成都交通台的孙静已经开始在不停地播发新闻了，并不停播报听众通过短信平台的报料。她是那么投入、激动、悲痛，而又有着恰到好处地节制。此时我早已平静下来，听着这位可敬的女同行的声音，心中五味陈杂，百感交集——我为什么会在前一天辞职？如果我没有辞职，我此时肯定早已投入到采访中去了。那么，我也就不会这样无助地坐在车上，被动地听着别的新闻同行通过电波传送的消息，只将精力用来感受这份恐怖以及劫后余生的庆幸，却无法做出任何有益自己、有益他人、有益社会的事来。
那一刻，我特别憎恨自己，特别失落。我是一个天生多愁善感而懦弱的女人，但奇怪的是，只要一进入职业新闻人的状态，我就会变得特别坚强，特别无畏。而一旦失去了这个精神上的依靠，我就被打回原形，只能龟缩在一辆车上，隔着玻璃观看外面的世界。
我的心特别受煎熬，我发现，我依然无法离开自己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只是，鱼和熊掌不能得兼，一切都无法再回头。我失魂落魄地坐在车上，心中热泪奔流。
记得前一晚的“离别饭”席上，我对我的同事们说：从今后，就只有你们还坚持在新闻战线了，我已决定当一名逃兵，去做一个“名利之徒”了。接着，我还高谈阔论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名利”、以及“名利”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而现在，我才发现，“名利之徒”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我来说，想要升华、想要堕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只有困在夹缝中挣扎。这种人生状态，其实最苦痛。
就这样，整整一下午，我都处在与亲友们失去联系的巨大恐惧中，又处在极端的矛盾与自责中。后来，我把高跟鞋提在手上，赤着脚走了几公里，去找寻我的老公。
下午6时过，我的脚上走出了几个血泡，终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报社所大的报业大楼。楼下，我见到了我的行色匆匆的前同事们。他们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依然把我视作他们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在街面上的一个网吧里打稿子，用自己的笔记录这个举世震惊的下午。我满怀凄凉地在旁观着他们的忙碌，滚热的眼泪一股股地涌了上来——我本该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啊！我本该是他们当中最优秀、冲锋在最前面的一份子啊！可是现在，我成了旁观者！
老公还是没有找到，我又步行了半个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远远地看到了老公的车停在车位上，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哭了起来。
晚上，我们在小区的草坪上搭建了帐蓬。整个草坪上都是避震的人，我成了一个纯粹的“灾民”，却没有资格再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将自家安危置身于这场特大灾难之外，去投入一场全新的、空前的新闻战斗。我犹如一个绝顶的剑客，却被废了武功，绝缘于江湖之外。
晚上，雨下得很大，余震不段，我在帐蓬中睡得很不安稳。我不知道汶川怎样了？北川怎样了？都江堰怎样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恐怖的画面。但我知道，真实的现场，只会比我的想象更恐怖一百倍，一千倍！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晚，我肯定不是世上最痛苦的人，但却绝对是世上最矛盾最惶惑的人之一。这一夜，我又几乎未能成眠。但，这才仅仅是开始！我想，我绝不会就这样被命运的漩涡吞没，我必将做出一个决断。
5月10日，我办妥了从成都商报辞职的一切手续。在这之前，是近一个月的痛苦煎熬和矛盾挣扎。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新闻岗位，但又按捺不住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渴望。
5月11日晚，我请了几个相处得极好的商报同事一起吃饭。同事蔡军早就说好了，当我离开商报时，我的“离别饭”由他埋单。饭后我们去了KTV喝酒唱歌。在离愁别绪中，我喝了很多酒，也流了很多泪，只是，那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眼泪，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人生转折而流。
回到家已是凌晨2时过，我辗转难眠，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从此你就不再是一个新闻记者了，不再是那个仗剑江湖慷慨悲歌的侠客了！你要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新生活！
清晨7时过，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心中仍然充满一种说不出的忧伤和失落。
9时，建光开车把我送到了红星路口，他去了报业大厦，我坐公交车去了新公司上班。
坐在新的办公桌前，我的心情已趋平静，正尝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人生角色中去。那时的我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的下午，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将会发生一起怎样空前的灾难，而这次空前的人间灾难对我这个刚刚逃离新闻战线的“逃兵”来说，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复杂而深切的悲哀。
在新公司，我的职务是文学总监兼一个栏目剧的总编剧。上午，我做好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策划案草案，吃过工作餐后后又开始审查室内情景喜剧《新邻居时代》的几个剧本。
下午2时过，我还因与执行制片人、我的朋友杨波争执了几句而心中略有不快。我一边改稿，还一边在想着应该怎么和她沟通一下。
10分钟后，劫后余生的我与杨波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小肚鸡肠。此前的不快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全是真挚的感情。
2时28分，我正在填写一集剧本的总编剧审查意见，大楼突然开始一阵震动。震动最初还不是特别剧烈，我还不是太在意。因为此前，我个人曾经核实采访过多次“高楼莫名有震感”的新闻报料，而原因往往是楼下地面上有压路机之类的大型机械施工的缘故。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居然是地震！这居然是高达8级的地震！我居然会亲历这样一场特大地震！
坐在对面办公桌的波波问我：“亚玲，怎么回事？”我说“别紧张，可能是压路机在施工吧，我以前遇到过几次了”，话音未落，整幢楼就剧烈地摇摆震动起来。我想到了地震，只是不敢相信。与此同时波波大叫一声“不好，是地震！”我才意识到，真的地震了！
我大叫一声“快躲到桌子底下去！”，随后我们都钻进了桌底。波波的老公、制片人王征也赶了过来，钻进了桌底。
我们的公司在11楼，摇晃震动得十分剧烈，简直就如荡秋千一样。办公室中不停传来某样物件被晃倒在地发出的巨响。一声接一声，轰，轰，轰！
我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嘴里不由自主地喃喃着：遭了，遭了！
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我想到了建光，想到了女儿幺幺，我不想他们失去我，我害怕他们失去我之后的悲伤。
短短的两分钟犹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王征突然说：“我们不能待在楼上，我们得马上转移到楼下。”
我们立即钻出桌底，拿起手提包，跌跌撞撞地朝楼下冲。刚出办公室，王征就滑倒了，原来饮水机已被晃倒在地。我扶起他，大家一起朝楼下跑。王征边跑边提醒我们几个女同事：把鞋子脱掉，这样跑得快些！
这天我穿的是一件黑色绣花的吊带长裙，配了一双尖细的高跟凉鞋，用牛皮绳绑在脚上的那种，一时根本脱不下来，甩也甩不掉，我只能磕磕绊绊地往楼下走。后面的同事在催我跑快点，我实在跑不快，担心挡住了后面的人，就让到了一边。不过还好，大家都顺利地跑到了底楼。这时王征提醒我们，说进地下停车场最安全，不然楼塌了还是会砸到我们，但我害怕被深埋在地底，坚持往街上跑。他们也就跟着我跑上了街。
一到了街上才发现，满街都是人，表情都是一样的慌张。我们开始给各自的亲友打电话，可是都打不通。我不敢想象身在22层高楼办公的老公怎样了，我们的报业大厦还挺立着吗？我焦急地反复拨打电话，直到耗尽一块电池，仍是一个电话也未通。近1个小时后，我才接到老公借同事手机发来的短信：你情况怎样？与家中联系上了吗？
家中一直联系不上，但我还不是太担心。因为我们买的是框架式结构的新房，而且就在底楼，应该不会有事。但我却知道我年迈的父母、奶奶肯定会为我们担心，我为他们的担心而担心，焦急而焦急。
整个下午，我们都很慌乱。最后我们大着胆子来到地下停车场，王征把他的车开了出来。此时，满大街都是人和车，乱成一团。我们只能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处相对空旷一点的街边。
我们打开了收音机，这才知道，下午2时28分，汶川发生了7。8极大地震！
成都交通台的孙静已经开始在不停地播发新闻了，并不停播报听众通过短信平台的报料。她是那么投入、激动、悲痛，而又有着恰到好处地节制。此时我早已平静下来，听着这位可敬的女同行的声音，心中五味陈杂，百感交集——我为什么会在前一天辞职？如果我没有辞职，我此时肯定早已投入到采访中去了。那么，我也就不会这样无助地坐在车上，被动地听着别的新闻同行通过电波传送的消息，只将精力用来感受这份恐怖以及劫后余生的庆幸，却无法做出任何有益自己、有益他人、有益社会的事来。
那一刻，我特别憎恨自己，特别失落。我是一个天生多愁善感而懦弱的女人，但奇怪的是，只要一进入职业新闻人的状态，我就会变得特别坚强，特别无畏。而一旦失去了这个精神上的依靠，我就被打回原形，只能龟缩在一辆车上，隔着玻璃观看外面的世界。
我的心特别受煎熬，我发现，我依然无法离开自己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只是，鱼和熊掌不能得兼，一切都无法再回头。我失魂落魄地坐在车上，心中热泪奔流。
记得前一晚的“离别饭”席上，我对我的同事们说：从今后，就只有你们还坚持在新闻战线了，我已决定当一名逃兵，去做一个“名利之徒”了。接着，我还高谈阔论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名利”、以及“名利”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而现在，我才发现，“名利之徒”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我来说，想要升华、想要堕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只有困在夹缝中挣扎。这种人生状态，其实最苦痛。
就这样，整整一下午，我都处在与亲友们失去联系的巨大恐惧中，又处在极端的矛盾与自责中。后来，我把高跟鞋提在手上，赤着脚走了几公里，去找寻我的老公。
下午6时过，我的脚上走出了几个血泡，终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报社所大的报业大楼。楼下，我见到了我的行色匆匆的前同事们。他们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依然把我视作他们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在街面上的一个网吧里打稿子，用自己的笔记录这个举世震惊的下午。我满怀凄凉地在旁观着他们的忙碌，滚热的眼泪一股股地涌了上来——我本该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啊！我本该是他们当中最优秀、冲锋在最前面的一份子啊！可是现在，我成了旁观者！
老公还是没有找到，我又步行了半个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远远地看到了老公的车停在车位上，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哭了起来。
晚上，我们在小区的草坪上搭建了帐蓬。整个草坪上都是避震的人，我成了一个纯粹的“灾民”，却没有资格再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将自家安危置身于这场特大灾难之外，去投入一场全新的、空前的新闻战斗。我犹如一个绝顶的剑客，却被废了武功，绝缘于江湖之外。
晚上，雨下得很大，余震不段，我在帐蓬中睡得很不安稳。我不知道汶川怎样了？北川怎样了？都江堰怎样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恐怖的画面。但我知道，真实的现场，只会比我的想象更恐怖一百倍，一千倍！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晚，我肯定不是世上最痛苦的人，但却绝对是世上最矛盾最惶惑的人之一。这一夜，我又几乎未能成眠。但，这才仅仅是开始！我想，我绝不会就这样被命运的漩涡吞没，我必将做出一个决断。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