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的家谱

　　爹在世的时候，我称他为活家谱。

　　上至十祖八世，下至三辈五代，我们家族里的事情，爹理得清清楚楚。

　　太爷爷的上几辈兄弟几个，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大岁数，妻室姓氏，生有几男几女，各叫什么名字，包括谁无嗣，谁续弦，爹都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村焦姓是大户。我的家族原有一本家谱，爹说他曾看过好几遍。这本家谱在“文革”中被焚毁，从此纸上的东西变为老人口中的言传。爹从小喜欢别人讲这个，喜欢记这个。看了，听了，记下了，又喜欢讲给别人听。就这样“学而时习之”，爹把家谱记得非常完整。

　　我不太理会这个，所以从小听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东西一点都没记住。

　　“唉，”爹叹一口气，“光给你们讲不行啊，你们记不住，咋能传给下一辈呢？”爹对“家族史”的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开始担忧了。

　　“趁我还不糊涂，是不是得给后辈留下一本家谱了。”有一次，爹征求我意见。

　　“你愿意干这事你就干吧。”我有些不以为然。

　　爹说这话的时间是1992年初。当我一个月后再回去探望爹娘时，爹看见我，第一件事就是从柜子里拿出（准确地应该说是“捧出”）一本用黄色的纸粗装的一本“书”，封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字“焦氏家谱”。当这本家谱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爹的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看我的反应，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顺手翻了几页，顺口说了一句:“挺好！”便又放到了爹的手里。对于我的反应，爹显然有些失望，但没完全失去兴致。他告诉我为修这本家谱，他请了写毛笔字最好的堂孙焦裕国代笔，人家忙活了十几天都没在咱家吃一顿饭；又说，远在60里外住的本家听说修家谱，特地选了三辈人代表来看望他。人家还带来了一条烟，一瓶酒，那可是一块五毛钱一盒的好烟，两块八一瓶的好酒。人家图什么，就图家谱修成以后，复印一下，送给人家一本就成。

　　爹说完了这些话后又看看我。

　　爹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整天在外为报纸采访，拍照，写稿，目的是为了发表出来得到社会认可。爹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见诸于纸上的“作品”，他也是希望得到认可，传播后世啊。

　　我把家谱带到城里，复印了十几份，给爹带回去。爹很高兴，他列了一个名单，让外甥女桂花代表他一家一家地送。爹把原底本留在了家里，让娘用一块家织的蓝印花布包了起来，压在老柜子里面的最底层。

　　一晃10年过去了。

　　2002年12月，爹去世了。桂花从柜子底翻出这本家谱，交给我说:“二舅，把俺姥爷留下的这个‘宝贝’给你吧，这是他生前多次交代的。”

　　我拿着（准确地说应该是“捧着”）凝结了爹的一生心血的“著作”，心潮难平。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爹修的家谱。这本家谱，编写得极为认真：有序言，有注释，书写得也极为工整。用我们编辑的眼光来看，“书”做得很到位。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谱序竟是爹写的(准确地说，是爹口述本意，堂孙焦裕国执笔整理的)。文后工工整整地落着爹的名字：文崇。谱序写得结构严谨，古文语言运用得当，读起来十分流畅。也算是爹的作品吧，全文抄录如下：

　　族之有谱，所以详世序明支派也。吾族自明朝由冀州枣强迁居以来，计今约五百有余岁矣。其间经历史转折，沧桑之变，不无迁徙流亡，过嗣分居。前因无谱可考，以致世序不明，亲疏难辨，族众鉴此而兴叹，于一九四九年爰议修谱。遍诣章丘、莱芜、临朐、沂源，联合吾同姓亲族，究本追源，历经年余，谱整告善，按地区支系编册合集，付梓六部，各地分存保管，何其幸哉！所憾吾村存谱因动乱而失焉，至今杳无音迹，亦与无谱有何异耶！然前固无谱而兴叹，今为失谱而所感，是此再修家谱以补失欠。本欲照原谱重整，但无本参考，而且吾人能力有限，是以此谱仅自十四世。

　　永常祖始，详载本支系，同将十至十六世吾村祖先及传世文字，著于篇首，供传继参考，世序相续不紊，以利吾族兴旺发展。是为志。

　　公历一九九二年壬申，修谱人：文崇（二十一世）

    爹在自编的家谱上写的谱序。

    爹不但修了家谱，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的爷爷的儿子们（我爷爷和他的兄弟）的生活故事。故事还蛮生动。这里，我整理一段给读者欣赏，故事的意思没变，只是由爹的口气变成了我的口气来讲：

　　我的太爷爷（爹的爷爷）叫焦纯名，与太奶奶赵氏没生女儿，只生了5个儿子。叫算命先生给孩子们起名字，先生琢磨了半晌，对太爷爷说:“若让你纯名在后世有名，必占‘五行’，那就让五个孩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带‘金木水火土’5个偏旁部首吧。”

　　于是，爷爷的五个兄弟便以长次为序分别取名为焦心铨、焦心标、焦心温、焦心炎、焦心培。

 爷爷的四弟焦心炎和四弟媳。这两张照片是1942年办“良民证”时拍摄的。

　　太爷爷兄弟五个，他是老三，惟有他学了木工，所以成了我家第一代木匠。木匠，在农村是“百匠之首”，是吃得开的人。他的大儿子焦心铨（我爷爷）出生时家境还好些，还读了两年书，以后4个儿子相继出世，家里增添了4张吃饭的嘴，家境便一年不如一年，爷爷的4个弟弟一天学校门都没进。所以爷爷常说，比起他4个弟弟来，他占了肚子里多两打字的便宜。

　　其实，比起他的4个弟弟来，爷爷还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完完整整地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木匠手艺。其他几个弟弟都不上心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只学会拉个大锯。木匠业内有句行话:“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需一早晨。”大锯一早晨就能学会，可见达到“三年学徒五年匠”的功夫，他们还相差得很远。太爷爷过世得早，4个弟弟都不大，就仗着是老大，就仗着读了两年书，就仗着比其他兄弟多买了几亩地，不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而且手中还不断有几个铜子儿，爷爷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兄长”、“家长”两副重担。

 1927年，我家的分家文书和分房分地的分单（部分内容）。

　　爷爷找过两个媳妇，第一个张氏结婚一年后，因为生孩子难产，大人孩子都没命了。爷爷和第二个媳妇翟氏（即我奶奶）结婚后，借了几吊钱，办了一个木匠铺子，来做打棺材的生意，因为这种活不需要太精的手艺，几个弟弟都能跟着干，爷爷省却了许多不放心。在工钱分配上，爷爷按出力大小发放，五弟年幼，调皮又贪玩，心思不在木匠活上，爷爷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心培呀，你要自立呀，大哥也会老的，你这样下去，我不放心呀。”

　　然而，五弟还是不争气，得到的工钱最少。但当他真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爷爷便沉不住气了，他当着其他兄弟的面“宣布”:“五弟有难，这个月我多给他俩钱，你们也别眼红。”几个弟弟想不通，爷爷又说:“咱们是一母同胞，你们是我的弟弟，他是你们的弟弟。只要我锅里有的，弟兄们碗里也会有，不为了弟兄们，我开这个木匠铺子干啥？”

　　几句话说得弟弟们都不吱声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大哥办起这个木匠铺子实际上就是给全家支起了一口锅，一口天天都冒热气的锅。

　　就在爷爷的木匠铺子办得最红火的时候，太奶奶死了。爷爷操持着把丧事办得排排场场，放鞭放炮，七天大殡，席棚从位于村中心的家一直扎到北门外。在送葬的路上，爷爷打头，4个弟弟依次排后，三步一作揖，五步一磕头。爷爷一边哭一边喊:“娘呀，我要让您放心，您的大儿子能把几个弟弟带好，能把这个家养好啊。”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天下闹饥荒，死的人倒不少，但家家置不起棺木，草席一卷埋了就拉倒了。爷爷的木匠铺子再也办不下去了。没有了糊口的钱，几个弟弟也都不听爷爷的管教了，都要出去逃荒。爷爷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难受。他跑到太奶奶的坟上跪了半天，喃喃地说:“娘，儿子无能，看顾不好几个弟弟，我对不起您和爹呀，对不住呀！”

　　几天后，爷爷的4个弟弟三个下了关东，一个去了江苏。每个弟弟走，爷爷都给他们凑足盘缠。爷爷对4个弟弟说:“哥哥对不住你们，把咱家的饭锅砸了。我们五兄弟要在一起才能有造化，如今分开了，造化也就没了。我当大哥的最后再立一个规矩：无论到了天南海北，咱们的儿子们的名字都要带一个山字，希望孩子们都能像山一样独立地站在地上。”4个弟弟离家的时候，爷爷都用大青驴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解放后，爷爷的4个弟弟都回到了家乡，还真的带回了名字带山的8个后辈兄弟，连同我爹共9个。他们是爷爷的儿子焦文崇（我爹），爷爷二弟的儿子焦文峰，三弟的儿子焦文岚、焦文岩，四弟的儿子焦文峻、焦文岱（后改名焦文枫）、焦文岳，五弟的儿子焦文嵩、焦文岐。尽管有了这么多的“山”，但爷爷的４个弟弟晚境都不太好，活的年纪也都不太大，最长的四弟也只有69岁。我爷爷活的年纪最长，76岁那年安卧在自己的堂屋里。临终前，他说:“俺兄弟中，我又是长兄，活得又最长，也算是‘金命’了，值了。”

　　读了我爹的作品，亲爱的读者，您大概了解我爹的家世了吧！真的，从爹的“作品”里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了我的根，我的家史，了解了我的前辈人。并且，从爹修的家谱里，从爷爷和爹两代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家族里优良的传统品德，意识到肩上承载的辈分和品德承上启下的责任。

　　只有在这时，我才意识到爹修家谱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