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身为杂货铺老板的父亲不堪凌辱，纵身从 12 层楼上跳下，丢下了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 6 人。靠父亲工资生活的一家人顿时陷入了困境。当时，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弟妹们都在上学，只有我一人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刚有一份工资。面对这一切，妈妈擦干了眼泪，脱下平时熨得平平展展的衣服，拿起蓝大褂往身上一披，就到火柴厂找活去了。

本来我应该和妈妈一起挑起家庭的担子，可在那疯狂的年代，我却要和家庭断绝关系，并搬到单位宿舍去住，以表示我已和我的资本家家庭划清了界限。单位的头头立刻在大会上表扬了我，并高度赞扬了我的革命坚定性，还把我的声明送到母亲手中。后来那人回来说，他念完了我的严正声明，妈妈一句话都没说，连头都没抬，一直专心致志地糊着火柴盒。我听了心头一震，我知道我的妈妈，她可以从容面对外部的沉重打击，但对于来自她心爱女儿对她的伤害，她能承受得了吗？

糊一个火柴盒要经过折叠、刷糨糊、粘接几道工序，挣一分钱加工费，而当时个人最低的生活费一天是 4 角钱。这就是说，一天必须要有两元四角钱，才能保证我们一家人最低的生活水准；妈妈这个生手一天要糊 240 个火柴盒。更不用说一家子人要穿衣，弟妹要读书了。我一想到妈妈白天黑夜糊火柴盒的情景，心里就一阵酸疼。我真后悔我做的蠢事，可组织正在考验我，我就只有狠下心来不去想它。但晚上经常做恶梦，梦见妈妈嘤嘤地哭，弟弟妹妹骂我狼心狗肺。

3 年后的一个春节，我无所事事地在街上乱逛，迎头碰上了大弟，一时我俩都有些尴尬。我注意到大弟明显长高了，只是脸色有些苍白，走路一晃一晃的。大弟“哼”一声扭头就走，甩下了一句“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自知理亏想赶快离开，大弟又追过来大声说：“妈妈快不行了，但她不让我们和你说她病重的事，怕你担心。如果你的良心还没让狗吃完了，你就该去看看她老人家，她做梦都在叫你的名字。”

我听了只觉得头“轰”的一声，脚下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我不顾一切地往家跑。推开家门，家里冷锅冷灶的，比以前萧条了许多。弟弟妹妹们排成一排站在妈妈床前，谁也不理我。妈妈躺在床上，瘦小得好像个婴孩，一把就能抱起来。妈妈见到我眼睛一亮，挣扎着伸出胳膊，拉过我的手反复抚摩着，仿佛要把她生命最后的一点儿热传递给我，就像 20 多年前妈妈给了我生命一样。但我感觉到妈妈的手已粗糙得像树皮一样，再不像几年前那样摸起来柔软润滑。许久妈妈柔声地问我：“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句话使我眼泪滂沱。如果妈妈骂我几句，打我一巴掌我会好受一些的。但妈妈没有。

妈妈去了好多年了。我屋里一直放着妈妈用火柴盒给我做的宝塔、楼房，还有一个小巧的书桌，那都是我小时候最想得到的东西。听弟弟妹妹们讲，自我走后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两只手就那么不停地糊着火柴盒，坐着糊累了就蹲着糊，跪着糊，趴着糊。从来不要弟妹们帮忙，怕耽误了他们的学习。 3 年来，每当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总是彻夜不眠，用火柴盒给我糊一件礼物放在我睡过的床上，旁边还放一个红鸡蛋。我生日的那天中午，妈妈还默默地给我留一碗面条，总说，没准儿她会突然回来了呢。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火柴厂给临时工迟发了工资，弟妹们有的要去找厂里，妈妈不让去，说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是对我们有恩的，有困难咱自己克服吧。有的要来找我算账，说妈妈在 3 年困难时期，因为怕我营养跟不上，考不上大学，每天都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我，妈妈却饿得浑身浮肿，脸上一摁一个坑。别的都不说，就凭这一点，我也该养家。妈妈劝他们说，你姐姐也不容易，她这样做肯定有她的难处，她什么时候回来，你们都不要说她。最后还是大年三十儿，到委托商行卖了出嫁时的一件棉被才过了难关。

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把妈妈的照片挂在墙上，怕见到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仿佛在柔声地问我：“你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