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蔡伟是辽宁锦州一位仅有高中文凭的下岗工人，他极有可能被著名的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未来的导师将是我国当代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教授。在应试教育和高招不公两方面均广受诟病的今天，这个信息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

我看到这条新闻，首先联想到的是一位现代史学大师——同样未受过西式学院训练但终成一家之言的钱穆先生。无限感慨之余，要向蔡伟表达由衷的钦佩和欣慰之情，同时对复旦大学——我的令人骄傲的母校——这一开风气之先的创举致以敬意。

我不想在这里对上面提到的应试教育、高招不公乃至近来频频曝光的学术不端等教育体制弊病再多发表议论，但我认为，一个在本科招生考试中都名落孙山的人能够被全国顶尖的学府直接接收为博士研究生这件不寻常的事，实际上又一次提醒我们这样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多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大学嘛，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还有人会小心翼翼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层次”三个字。这话说得当然没什么错，但它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同样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开设有营养学专业的大学与由国家特级厨师主讲的烹饪技艺培训班的区别在哪里？我并不认为一个营养学家与一个一流厨师在人才的等级上有什么层次高低之分，但他们所分别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向我们展示了大学与工艺培训班之间的本质区别：大学是一个探求和传播知识（而且重点在纯粹的理论知识而非各类实用知识）的场所。

中国文化中素来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传统，加上过去几十年政治气候的巨变和近年来社会商业化的侵蚀，我们这里历史本来就并不悠久的大学从来就不具备学术上的独立性，大学被不断地要求为知识（学术）以外的其他政治的、经济的目的服务。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象牙塔之门朝权力和金钱洞开的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但在我看来，他们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忙于去抨击权力和金钱，而是认真反省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知识必须为其他目的服务”的精神土壤——假如社会上所有人（包括学院里的人自己）都认定一所大学设立政治学系的目的就是培养优秀的政治家而不是研究人类政治现象一般规律的话，你怎么能指望这所大学不受现实政治权力的支配和扭曲？

正是由于大学和学术的这种非独立地位，进入大学并获取学位也就不再是一个求知过程，而异化成了为今后谋求一份更好生计的敲门砖。当学位与个人的前途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大学之门自然成为千军万马想要涌过的独木桥。逻辑上看，这才是招生制度始终不能令社会大众普遍满意的根源。如果大学只与知识有关、与人的前程（“钱”程）完全脱钩的话，你看还会有多少人为了进大学而走后面托关系，还会有多少人义愤填膺地痛斥高校招生不公？

我当然很明白，这种理想化的状况是不可能落实到真实生活中的，但至少我们应该保留这一份憧憬。如今有太多人称道蔡伟的个人奋斗精神，据他们说，曾经靠蹬山轮车养家糊口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我则认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评论几乎完全曲解了这件事情的实质，它延续了知识必须服务于其他目的而其自身并无独立价值的惯性思维模式，强行把一套功利性极强的逻辑按在了一件本来非功利性的事件之上。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诚然是可贵的，问题是蔡伟身上根本没有这种奋斗精神。相反，更加值得推崇的是他纯粹从兴趣出发，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精神。不信你去问问蔡伟：你孜孜不倦搞这些“小学”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我敢打赌，他要么根本回答不上来，要么回答说“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兴趣”。

我进而还坚定地认为，只有真正确立了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超越实用的精神，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能够造福于社会的真正“有用”的知识。巍峨堂皇的复旦大学为蔡伟打开了一条门缝，这似乎是一个天大的破例。然而对大学精神追根溯源的话，这应该是一次拨乱反正，象牙塔之门本就该为知识而不是其他目的敞开。

写于2009年4月28日，发表于2009年4月29日《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