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陪我年逾八旬的老父母踏上返乡扫墓的路途。

    我的老家在江苏海门，隔着一条长江与我出生和生活的上海遥遥相对，不过100多公里而已。但上个周末开车花在这条全高速路段上的时间却足足有4个小时之多，超过了平常时候的两倍。总算在晚餐时间赶到那里，热情的表姐向一脸疲惫的父母和我解释说，我们老家的人对清明节的重视可能一点也不比春节少。每年一到这时，在外的人都要赶回家祭祖，有点堵车是很正常的。

    第二天是4月4日，也就是正清明。天刚亮就出门，驱车从县城往乡下去。沿途看见的，全是手里拿着香烛纸钱的农夫农妇。在淅沥淅沥的路边田头，家乡人们肃穆虔敬的神情和姿态让我的内心又一次萌生了一种对故土和祖先的神秘的眷恋。在平日里，家乡对我而言只是填写在户口本上“籍贯”一栏里的几个汉字而已。

    这一天上午，我陪父母辗转好几个墓地，祭拜了我的曾外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几位已经离世的舅父、姑母等。最让我母亲潸然泪下的是表哥整修一新的旧宅老房子。因为已长期无人在乡下生活，去年秋天，或许是邻人烧柴不慎的关系，旧宅在一场大火中受到了严重损毁。为这事，我母亲在上海的家里连续几夜觉都没有睡好，她反复地唠叨：“那是我出生的房子啊！”经过几轮天南地北的家庭“连线会议”，最后全家委托我们在海门县城里工作的表哥（他也是离那里最近的一个）重新整修。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老宅的新屋终于在清明祭祖之时呈现在我母亲眼前。面对那一排将来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居住的房子，母亲握着我的手说：“不过走到多么远，过了多少辈，到了这里，就找到了我们家的根。”

    一个多月前“文怀沙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意是传统的“国学”或“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死亡。一位北京的同行朋友非常不认同我的这种说法，他对我说：“只要中国的乡村生活还在，儒家文化的根就还活着。”作为一个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大城市人，今年这个在老家度过的清明节使我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体认。

我自己过去也曾撰文指出，文化传统的生命在于日常生活实践，而非书本上记载的文字经典。什么是儒学或国学的精髓？在现在的我看来，其实就是以祖先和故土为中心的“家文化”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一整套伦理观念，而社会生活中的婚庆、祝寿、祭奠等一系列或礼节和仪式则是强化这种人际纽带和伦理精神的手段。因此，那些祖祖辈辈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下的乡间农夫农妇，即便他们从不知道“四书五经”为何物、斗大的“之乎者也”并不认识几个，也比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中国古代哲学系毕业的硕士、博士们更有资格承担传统文化的“活载体”。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传统的乡村生活本身也在急速解体和消亡之中。今天，我乡下的亲戚们还能够记得住这套基本的仪式，但他们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理解仪式背后的意义；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恐怕就连仪式都很难再想得起来了。因此，我对母亲上述的那番话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我所能做的，恐怕只是用快门把她魂牵梦萦的旧宅保存到数码相机里而已。

因此我仍然要重申我的观点，今天真正有志于推动儒学或传统文化复兴的人士应当重新实践2500年前孔子曾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礼失求诸野”的导向，而不是忙于去成立什么闹哄哄的“儒教协会”或穿梭周旋于一个个“儒学复兴规划”之间。除了挖掘和整理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几近湮灭的儒家精神因子外，当代儒者更艰巨的任务是创造性地为儒学重新争得一片能够与现代政治秩序接榫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乃至发展更生的崭新洞天。现在看来，这片天地最有可能在政治、宗教和学术之外的“民间社会”中寻找到。

我家乡的无人居住的旧宅也许很快就会接上互联网，我的孩子只要通过视频就能对那里的风景观看得一清二楚。但对我来说，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才能够让他真切地感知他的祖母从那里一路走来的那种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

写于2009年4月8日，发表于2009年4月9日《潇湘晨报》